首先，由于根本观点上的亟待“拨乱反正”，这一阶段的研究必然选取了“评价”问题为首要的突破口。1979年5月，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的历史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以此为契机，关于胡适和“整理国故”的再评价，也逐渐在学术界铺陈开来。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在新注释中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改为：“‘整理国故’，当时胡适所提出的一种主张。”[11]此前所谓“反动”的负面字眼，已然去除。此后，随着研究心态渐趋客观，更有论者进一步彰显了“整理国故”的正面意义，强调它“不仅撕破了守旧派的‘保存国粹’的旗子，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许多人否定一切民族文化遗产[注: 文化遗产，中文在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简称《世界遗产公约》），]的虚无主义倾向”[12]，并且进一步肯定说：“整理国故确是吸收外来文化，再造中国的新文化的一项极为必要和极为重要的准备工夫。胡适整理国故的另一个主要的意义，是通过这项工作启示做学问的方法。而他的方法确实影响了一大批后起的学者”[13]；“历史地看，胡适的‘整理国故’的口号在现代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史上的客观效果是积极的，他本人的大量实践也是成功的，具有开创风气的榜样作用与学术层面的样板价值。‘整理国故’作为一段时期内广泛推行的一个实践运动，对于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发扬光大，尤其在去芜存精、推陈出新方面涌现出的创造价值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对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也起了重要的阻遏作用”[14]。此外，近年又有学者辨证地提出：“胡适系统提倡的‘整理国故’的理论和实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功绩是主要的”[15]，“‘整理国故’虽有偏差，但其本质与主流同五四新文化是一致的”[16]。

不过，在肯定“整理国故”积极意义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并不讳言其中有消极流弊的存在，认为“就整理国故本身而言，它是在历史文化领域里着手对封建糟粕加以清理的活动，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同时它又是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产物。……这就是胡适‘整理国故’的双重性质”[17]；“对胡适来说，他的‘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也是有相当的片面性的，即只看到它的反封建的意义的一面，而完全忽视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作如此提倡，客观上会带来的严重的消极现象”[18]；以至于“后来有些学者陷身故纸堆里而自娱，实在脱离国计民生和社会实际，这不能不说是胡适这句话所产生的流弊”[19]。与此同时，龚书铎先生也在《怎样评价胡适？》一文中，全面论述了胡适和“整理国故”。他深刻地指出胡适所揭櫫的“整理国故”，“一方面对于清理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的历史文化遗产起到了某些作用，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诱使青年脱离社会、钻故纸堆的负面影响，并在客观上对当时的封建复古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

如果说上述重新评价“整理国故”的文章，主要是侧重于文化史的取角；那么随着研究的不断细致深入，有些学者也渐次注意到与“整理国故”有关的一些学术史问题。如郑师渠教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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