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是子承先生的绩溪同乡后辈，对先生也非常敬仰，他们二人有多封书信往来谈学论史。但在“五四”之后，胡适曾在和友人的通信中，批评“二师”和子承先生的“保守”。

    1919年5月4日以后，胡适在致黄觉僧的信中说：

    ……但是先生所痛骂的“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黑暗手段”，其实并不在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乃在休宁安徽第二师范学校。北京还没有人敢禁止《新青年》，也还没有人禁止学生看《新青年》。我梦里也想不到子承先生和先生等竟做出这种手段来，甚至于[注: 甚至于 拼音： 解释： 1.犹甚而至于。-shenzhiyu]有因此开除学生的事。我这里收到许多信说第二师范“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事实，我至今不曾发表，因为我总希望子承先生和先生等不至如此。现在先生来信也自认贵处不读《新青年》了。先生等既不读《新青年》，又怎么能够作我们的后盾？这种后盾又有什么价值？……

    总而言之，如果先生们认《新青年》为“洪水猛兽”，也该实地研究一番，看看究竟《新青年》何以是“洪水猛兽”。如果不看《新青年》，又不准学生看《新青年》，一意把“洪水猛兽”四个字抹煞我们一片至诚救世的苦心，那就是“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黑暗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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