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柯庆施有青春期叛逆的一面。那么胡子承先生呢？他是否意识到对“青春躁动”的学生过于严厉了？目前没有第一手的材料可以证明子承先生当时的真实想法。但我想可以从中年胡适对学潮的态度，来迂回体察子承先生的行思。

    1935年，面对日寇的铁蹄，北平[注: 北平是北京在历史特殊时期曾经使用的城市名称。北京最早于1368年9月12日称北平，后于1427年作为明朝的都城改名为北京。]学生发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对学生的罢课游行，时为北大教授的胡适在日记中如实记载了他的态度：

    一点聚餐。大家都谈学生请愿事。我们费了二十多日的力量。只是要青年人安心求学。今天学生此事，虽出于爱国热心的居多，但已有几张传单出现，其中语言多是有作用的，容易被人利用作口实。(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第276页)

    中年的胡适比青年时少了几分激进，多了几分理性。但“只是要青年人安心求学”的胡适，甚至因为这样的态度，也避免不了被学生批评、斥责和警告的命运。从“只是要青年人安心求学”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稍稍理解子承先生当日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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