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刊行于1917年5月1日。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新文化运动发端——1917年的时候，子承先生对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还是持一片盛赞之声。这一点从柯庆施的自传也可以印证，“开始校长叫我们看《新青年》”。但为什么“后来又不许看”了呢？哪里是促使[注: 促使 拼音： 解释： 1.为达到某一目的而推动对方使之行动。-cushi]其急转直下的历史节点？

    窃以为,子承先生的思想倾向兼有新旧两端，追求新旧两者的平衡。这从教育家黄炎培先生1914年4月参观“二师”后的观感可以印证。黄炎培先生在日记中赞许子承先生和同仁：“校长胡君、教务主任方君振民（新），对于地方，意主输入国民之新思想、新学艺，而不欲破坏其旧时淳朴懿粹之美德。”(黄炎培：《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第146页)新文化运动在发端时候，子承先生也是热情拥护的。但先生对输入的新思想、新学艺所能接受的程度，恐怕是以“不破坏其旧时淳朴懿粹之美德”为底线的；一旦冲决了这个底线、破坏了新旧二者的平衡，先生对新思想、新学艺的态度恐怕会发生根本改变。待到新文化运动发展到新的阶段，中西文化呈现剧烈的矛盾冲突，特别是“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学运风潮甚至从北京扩展到穷乡僻壤的徽州“二师”，新思想、新学艺已经对徽州社会旧有的礼俗秩序发生激烈的冲击。面对身边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学潮，老派学人出身的子承先生似乎无法接受这样“礼崩乐坏”的事实。柯庆施被“二师”除名的悲剧便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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