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地理（Geography）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中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地理”一词最早见于中国《易经》。]学者，早在1912年（民国元年），其编著的《中华民国地理新图》就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但实事求是的说，先生的学术根基仍然偏重于传统国学。尽管先生也曾自学外语，但先生终究没有像陈独秀[注: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先生、胡适先生那样留过东洋、西洋，没有对西学进行系统的研习，对西洋文明没有切身的接触和感受。所以我们纵观先生文稿，其学术路径大抵是国学根基，而对西学所涉远不及国学。我们不必为尊者讳，同样也不必苛求前贤。

 

    子承先生办学之“术”，也就是办学的方针，综合了书院传统和现代教育的特点。书院讲究“自由讲会”的制度，强调“格物致知”的精神。明清时期，徽州各地书院的发展非常繁盛，涌现出了紫阳书院、还古书院、竹山书院等著名的书院。子承先生少年时就随其父肇龄公就读于绩溪东山书院，他的学问就出自书院。所以，我们看先生当年的教育言论，讲“日省”，讲“信实”，讲“行持”，讲“进德”、“修业”、“合群”，讲“抱一”、“去私”、“进取”，讲“远足修学”，讲“诚的教育”……如此种种，哪一样不是书院中研习的圣贤心法？再看先生在“二师”一以贯之的“朝会”制度，庶几就是书院中的“讲会”制度。

 

    尽管先生的教育方针脱胎于书院传统，但并不仅仅局限于书院传统，现代教育在“二师”的办学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传统学术者有三：义理、考据、辞章。现代学术以其更为细致的学科分野[注: 分野正文　　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八至五世纪)占星术盛行，占星家们创“上天变异，州国受殃”的说法，以天空中出现的星象变化来占卜各个地方人世间的吉、凶、祸、福。]，打破了这样笼统[注: 笼统 lǒngtǒng释义 宽泛不具体;不明确;含混笼统地作出的安排。相关条目词汇-longtong]的分类。与此相对应，现代教育也体现出更为细致和繁复的学科设置。“二师”系统开设有修身、讲经、国文、习字、历史、英语、数理、物理、珠算、乐歌、体操、法制、经济、商业、图画等课程，除“修身”、“讲经”之外，其他多是现代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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