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亦然”;其二，“是作出自单刀急就，一气贯下，收放随势，有随心所欲、无意于佳乃佳之乐”。印作 “无心”的跋记：“艺术之无心之境，实有心至极转入无心，而达意外之妙境。此可谓修练之功由必然王国而入自由王国，功夫之积累达常人难及之高度，而与勃发之激情、过人之才华合而为一。此时功力即性情，性情即功力也。此可为知者道也，非常人所能解”。印作 “无心自近”的边款：“语见《菜根谭》。艺术之妙境，悟此者可至。”跋记：“此印乃急就之作，一刀定大局，稍加修补，顷刻而成。其气象博大，有意外之趣。”我以为读徐利明不能仅仅止于纸上、壁上、展厅，徐利明的书法创作过程才是最接近书法艺术之根的，因此，我在阅读中特别关注其文字叙述的工作现场。我理解他的创作过程是一个“脱俗”的过程。如此，我们看徐利明诗、书、画、印的融通，其根本是如汉代蔡邕《笔论》所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
在一个扰攘之世，只有让自己“无心”而“散”，才可能心与笔随，艺术自现。也正缘于此，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得以在当下激活和更生。徐利明是一个艺术的“旅行者”和“跨界者”。其诗、书、画、印皆通皆达到相当段位，仅此一点在当今书界画界印界甚至文学界就当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因为放眼当下诸界，往往自成壁垒，且壁垒森严。擅书画而不善治印在业界已经不是孤例，能书能画能刻而拙于诗文者更比比皆是。毕竟能通一界者已经委实不易，何况优游诸界。如此看，徐利明的典范意义首先在于他所提供的作为一个书法艺术家应该如何“艺”?怎样“艺”?怎样才能“艺”?我以为即使从一个在大学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艺术教育的教授意义而言，其对于后学者的示范意义就不容小觑低估。进而言之，这一点对于整个中国书画印艺术的创造也是极富启发性的。明乎此，徐利明的典范意义也许还不囿于书画印一域，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民族的、本土的东西，在辽阔的全球面前如何“化”而又不失其根性和本性，恐怕是今天每一个真正的中国艺术家所应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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