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巴金的最后一部作品。如果说《灭亡》是向黑暗社会发出“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注: 福建省-福建省（简称闽）是中国的一个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介于北纬23°33′～28°19′，东经115°50′～120°40′。]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的呼叫，那么《随想录》则是对“四人帮”罪恶行径的清算。巴金在《灭亡》中借主人公之口说“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在《随想录》里讲真话说“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两书虽隔着不同历史，但表现的主题却惊人地相似。故巴金称《随想录》“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一点也不为过。
然而“博物馆”建立起来并不顺利。巴金原计划用5年完成，在《我和文学》一文中“宣布要写八本书（其中包括两部长篇小说），翻译五卷的赫尔岑[注: 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赫尔岑一生未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是无论作为革命家、哲学家或文学家，他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列宁在评价赫尔岑时，]的回忆录。”而《随想录》和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都已完成，“两部小说将反映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却没有写出踪影，不然，可与杨绛的《干校六记》并存了。《随想录》如巴金所说，是“留给后人的遗嘱”。从第一篇《谈望乡》到最后一篇《怀念胡风》写成已是1986年的事了，此时已过了8年。其中1982年巴金病了，1983年治病然后养病又拖了一年。第一集、第二集集中在1979年一年完成，第三集1981年6月就已结束，第四集、第五集且从1982到1984，从1984到1986分别耗用了三年，而且第三集与第四集之间，隔了一年，可见之前巴金笔之快，争与时间赛跑。虽然他常常感到“时不我待”，但是事与愿违之下仍笔耕不辍。
文章发表后遭来许多非议，一是文章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上，有“卖身”之嫌；二是文中用了太多“四人帮”之词；三是巴金的大胆言论：“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巴金毕竟是诚实的勇者，在古稀之年，在假话、空话横飞之际，率先立出，解剖自己，令许多人汗颜。若说书名为《随想录》，不如说是“检讨[注: 检讨 官名。掌修国史，唐宋均曾设置，位次编修。 翰林院检讨 明清一般以三甲进士之留馆者为翰林院检讨。-jiantao]书”、“偿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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