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者的态度很有代表性，他在评价某地教师抄袭事件时，摇头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事情太多了，见怪不怪了，这恰恰是最令人担忧的地方。对学术抄袭这类操行失范的现象感到习以为常，这种“审丑疲劳”比学术抄袭本身更加可怕，它所造成的危害甚至超过100次抄袭事件的总和。
理想的学术生态应该是这样的：所有学者都潜心于自己的研究，一旦出现抄袭现象，就无可避免地招致群起指责，最终付出相当的代价。在一些国家，抄袭是绝不会被容忍的。德国前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和匈牙利前总统[注: 总统总统是对共和制国家元首的称呼，韩国及日本称为大统领(朝鲜语：???, Daetongnyeong,日语：だいとうりょう,Daitouryo)，清朝末年曾有音译“伯理玺天德”。]施米特·帕尔都因“抄袭门”而辞职。而在中国，这样的事情不可想象。贵州大学体育教学部的那两位教师即便被认定论文抄袭属实，大概也不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这也许正是我们要反思的地方。
在很多时候，学术抄袭不仅不被看做极严重的问题，反而常常被解读为制度的、社会的问题。实际上，这归根到底还是个人操行的问题。要“遏制学术抄袭之风”，当然要在法律、制度、机制等方面有所建树，但更重要的是重塑“抄袭非常可耻、抄袭十分丢人”的朴素认知架构。一方面，舆论对任何一起学术抄袭现象，都应该零容忍；另一方面，每一个为学者在做学问、写论文的时候，都应该把“抄袭可耻”前置于撰文之前。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学术抄袭是极其严重的、不能容忍的问题”这一常识必须普及化。只有这样，涉嫌抄袭的教师才不会有恃无恐，相关高校才不会非要“等到开学再处理”，我们的媒体才不至于非得挖空心思寻找足以引起人们关注的“新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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