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思想家。无论是观察现实问题，还是历史问题，他那敏锐、深刻、卓异的见解，总能令人耳目一新，受益匪浅。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两千多年以来，这成为诟病秦始皇的口实，谴责之声一直不绝于耳。1933年，德国纳粹党魁希特勒上台执政后，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禁止所谓“非德意志”的书籍出版和流通，也曾焚书坑儒。消息传来，中国和日本的评论者都把希特勒比于秦始皇。鲁迅先生立即挥笔撰文写出《华德焚书异同论》，分析了两者焚书的本质区别，并指出：“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这超凡脱俗、卓尔不群的论断，着实发人深省。

    “焚书坑儒”是两件事。“焚书”是指统治者销毁不利于自己统治的书籍；“坑儒”指统治者杀戮不同政见的人士。这些对于古今中外历代统治者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中国，先秦时期已开焚书坑儒的先例。战国时期，卫国人北宫锜曾向孟子请教：周朝王室颁布的爵位和俸禄制度是怎样的？孟子说：“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意思是说，“周王室颁布的爵位和奉祿制度的详细情况已经不可能知道了，因为各国诸侯讨厌周室颁布的爵位和俸禄制度妨碍他们扩充土地与财富，就把那些可作依据的典籍销毀了，不过我孟轲也曾听说过它的大概情况。”从这一问一答中，我们可以得知，战国时期，列强都销毁过不利于自己统治的书籍。韩非说得更明确：“商君教秦孝公……焚诗书而明法令。”西汉儒学家韩婴说：“(夏)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曰：‘古之人君，身行礼义，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今君用财若无尽，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杀之。”太史公说：商纣王“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迺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观其心。”夏末关龙逢和商末比干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被杀戮的不同政见者。

    在西方，古代统治者销毁不利自己统治的书籍，杀戮不同政见的人士也同样存在。古希腊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哲学命题的思想家普罗塔戈拉是伯里克利[注: 古代雅典政治家。其父山提波斯在反对波斯人的战争中屡建战功。其母阿加丽斯特是著名政治家克利斯提尼的侄女。公元前472年，伯里克利履行“公益捐献”义务，组织了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的演出。]民主政治的支持者。他撰写了一部《论神》的著作，其中说：“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问题是晦涩的，人生是短促的。”这段话明显带有怀疑神的倾向。伯里克利死后，保守势力上台执政，一些迷信神的贵族控告普罗塔戈拉“不敬神”。结果，普罗塔戈拉的著作《论神》被焚毁，他本人被驱逐出雅典。普罗塔戈拉被迫渡海去西西里岛，途中船舶触礁沉没，他未能幸免于难。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是一位毕生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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