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上述中国文化的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内在矛盾，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特征所导致的。这是因为，中国人倾向于在自己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寻找自己的安全感和人生价值；由于一个人不可能与所有人感情同样深，他们对不同人的方式也自然发生呈现费孝通所谓“差序格局”的方式。中国文化中的“公私矛盾”可以说正是这种层级化的人际关系所决定的：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我”是私，“集体”是公，于是有了初步的公私对立；当两个人关系亲近时，形成默契和共识，把他们与“外人”区别开来，于是有了属于两个人的“小私”，这是私的进一步发展；当两个人出于血缘、地缘、出身、身份、背景或需要等共同因素结成小团体时，就是“帮派”，古人也称为“同党”，帮派或同党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私”，与外人形成张力；当地方官员与他们共同的上级（比如中央）发生利益冲突、需要共同来面对时，就形成所谓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也是与国家相对立的“私”。

    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特征及其所衍生出来的上述一系列矛盾，为我们打开了通向中国文化习性世界的通道，有助于我们揭示中国文化中的“治道”。牟宗三先生曾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治道”与“政道”的区分。政道就是政体，治道就是治理之道。近代[注: 近代，是指中英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这中间的一段时间(1919年到1949年为现代，1949年以后为当代).-jindai]以来中国人把过多的精力用于研究政体，而忽略了“治道”的重要性。只有搞清了中国文化中的治道，才能真正认识中国文化的出路。下面我将说明，以人情和面子为机制的关系文化，如何决定了中国文化中的治道。不同文化面对的内在矛盾不同，由此构成不同文化的逻辑不同，“治道”则是由文化自身逻辑决定的对症药方。下面，我以白鲁恂的研究为基础来总结中国文化中的治道：

1德性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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