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发现，古人十分重视引导和改变社会风气来建设理想社会，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际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另一个事实是，风气代表的是人心的普遍取向。历史一再证明：中国社会治理中最重要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动员强大的人心资源，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意气奋发、斗志昂扬的局面，即孟子所谓“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孟子·梁惠王[注: 魏惠王-魏惠王，公元前369年即位，在位50年。魏惠王魏塋，魏武侯子。即位时魏国是鼎盛时期，但在以后的战争中，大败于齐国，开始衰弱，他死于公元前319年。]上》）。而当这个社会涣散的时候，必定首先表现为人心的涣散。在中国文化中，政府能否有效地动员人心的资源，是衡量其行政效率高下的最重要的标志。

4 政教不分

    白鲁恂指出，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具有“反政治”（anti-politics）的特点，因为它没有把精确、具体的效能放在首位，而是过多地意识形态化。政治人物们把比较多的精力用于论证一些仅具象征意义的符号上面。我认为这说明中国人比较多地注重心理上的满足，也说明精神、思想因素在中国人的集体生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分量。中国人做事之前，需要先在思想上形成共识，在精神上进行凝聚，在心理上达成默契。这些在其他文化中不能说没有，但是对于崇拜形式化原则的西方人来说，这类做法有时会被当成是浪费时间，或舍本逐末。西方人认为，直截了当地提出规则，而不讨论精神或思想问题，才是有实质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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