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礼大于法

    台湾学者黄光国指出，中国文化中人与人关系整合的机制是“人情”和“面子”。所以，中国人天生对于非人化、冷冰冰、没有人情味的制度与规则缺乏热情和信念，这导致对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从制度上约束的最好方式不是通过“法”，而是通过“礼”。因为礼是人情化的（“缘人情而制礼”，《史记·礼书》）。礼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软性的制度，它的最大特点是以人情、风俗为基础，以人们在心理上广泛认可为特点。中国文化之所以走上了一条“礼大于法”的道路，与其注重人情的关系概念有关。礼的另一巨大特点是公开承认人与人关系的层级化或差序化特点，并因人、因事、因地制宜加以处理，不象法律那样机械、一刀切。《礼记·曲礼》：“礼从宜，使从俗。”

    准确地说，“礼”来源于人与人之间不成文的行为规矩。礼与法不同：违背了礼可能被人嘲笑、批评，但不一定会受到硬性的制裁，而违法则必定可受硬性制裁。法律的权威来自于国家机关，而礼的权威来自于舆论，特别是地方社会或私人生活圈内的舆论，未必与国家权威有关。法律可以随时制定、随时废除；而礼却不能随时制定或废除；礼作为一种规矩，一旦形成，就在人心中具有强大的惯性力量，比法律的影响力要更加根深蒂固。所以，礼与法作为对人的约束，各有特点，各有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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