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我担任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主任时，偶过学校图书馆，看见工人正在清理杂物，以板车将一些废置不用的桌椅文具拉走，其中有一大堆破旧杂志弃纸。我跑去把那些废纸翻出来，大大吃了一惊：竟有一大套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廿四史》。我问馆员为什么要扔掉这套书，馆员说这样大的套书占地方，且既已有了新校标点本《廿四史》，谁也不会再看这种刻本书了，它放在馆里多年，原本就几乎没人查考过，今后更成了废物，不清理掉干什么呢？我不知该跟他说啥，便道：“我替你代劳，把它清理了吧！”他大为感谢，遂让我另雇了人用板车把书拉了回来，在系办公室专做一柜子贮存之。我每天去上班，看见这套书，都是既欣慰又感慨。

　　陈兴武作的《廿四史对勘述评》，跟这个故事有奇妙的呼应关系。

　　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最重要的古籍整理成果，据称也是最正确、最有用的版本，汇聚当时一流之人才，历时二十载，才克告成。因此刊行以后，迅速取代了各种史籍的旧刻本。除了版本专家或为了特殊的版本研究，学者所读所用之廿四史，都是中华版。包括现今各种电子资料库的文本，大体也径采中华本，连台湾亦不例外。

　　在此情况下，旧椠如系古籍善本，尚可收入善本书室当成古董供奉，聊发思古之幽情；像百衲本这样只是影刊旧本的，在图书馆员眼中，自属废物无疑。何况，点校本在校勘时本来就大多采用百衲本为底本，或以百衲本为主要版本依据，再予加工，因此百衲本之精华尽萃于点校本。犹如人蔘伏苓，既经提炼，旧躯骸便与药渣无异，不倾弃了还要干什么？

　　我把这批药渣拿回来珍什藏之，除用以充我系所之门面外，乃是知道它还有些点校本不能取代的价值。但我学殖不足，又无暇将之与点校本一一复核，故亦仅能抢救保存之，无法对它做更多的事。

　　兴武就不同。他认为当年点校廿四史，编校未得其时、取据未得其本、领事未得其人、任人未尽其才、举错不得其法。是故体例不一，用舍无恒；多取近体，乱废古字；且随意改窜，颇失本真。取与百衲本往复对勘，更可发现许多百衲本不误而点校本错了的现象，因此发愤撰成这一部《廿四史对勘述评》。

　　廿四史卷帙浩繁，常人要浏览一过都很困难，兴武却要通体核校，其难可知。幸而他师从栾贵明先生，利用栾先生主持的同文数据库检索核对，省事许多。考校之际，又得到栾先生不少指导，故创获甚丰。栾先生久从钱锺书[注: 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先生游，以百衲本对校点校本廿四史，本即为钱先生之倡议，栾先生继为之。先藉资料库检索异文，再由其研究院执事初校一过，兴武又重为勘校，自然易於臧事。但其进学之勇以及精力之盛，仍不难想见。他本是工科出身，自修文史。诗文尔雅，乃我素知，初不谓其板本校雠之业、训诂名义之学亦竟精邃至此，观之颇为感叹。

　　他的做法，是以百衲本和点校本对校，发现点校本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我把他发现的问题归纳为两大类，一是体例可商者，一是文字错谬者。前者如点校本《史记》把《集解》《索隐》《正义》之序及《正义》论例全部移到书末，而且把小司马的〈补史记序〉删掉了，内文又把小司马所补〈三皇本纪〉也给删了。此外，《索隐》中商榷体例、考证异说之处，也动辄删去。这些涉及体例的问题，不只《史记》如此，其它各史亦多有之。文字错谬者，则是说点校本以博采善本、精校标点著称，而其实校勘不精，且喜改窜，故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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