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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访莫言老家山东高密：早没了青纱帐高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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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10-18 20:21: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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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乡地势低洼，又有几条河流交错流过，因此总受洪涝影响，只能种个子比人还高的高粱。现在，气候干旱，东北乡早没了青纱帐。高粱，“只有田边地头还种一些”，可以用来做扫帚，或是填充在房子屋顶。
我爬上莫言旧居门前的河堤，两排白杨树向左右延伸，一边尽头是河上的一座栏杆被漆成宝蓝色的石桥；另一边则望不到尽头。白杨树的叶子落了一大片，踩在堤上就会听到“咯吱咯吱”的干燥声响。
这里曾是莫言的文学启蒙地之一。夏夜，他不识字的爷爷会在河堤上给他讲些神仙鬼狐、王侯将相的故事。
但在他的作品里被描写得颇有情致的胶河，如今看来不过是一条浅浅的河流，沿岸生着些淡黄色的芦苇。在下午的日光里，河水像是不流动的，只有几只野鸭在里面扑腾，偶尔发出短促的叫声。
我和那两个韩国人在村里来回转悠。房子大多是红瓦黄墙，院门外总是晒着金黄色的玉米。沿着村路的人家，还在门口种上了几株开得正好的大红月季。
“山东的农村，都是很像的。”其中一个韩国人观察着周围。
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曾经作为村庄中学的语文教师，在这里生活了整整16年。“这十几年过去，东北乡没什么变化。可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和这里是不一样的。”他说，“河流、石桥，我们看来没什么特别，可在莫言的作品里特别有味道。那是一个全新的东北乡。”
中国的缩影，以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
这一切，莫言早已在文章里解释过：“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是我在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一个文学的幻境，我努力地要使它成为中国的缩影。”
但这座村庄确实有些往事，成为莫言想象的种籽。
众所周知，他最初的记忆，是与姐姐抢一片发霉的红薯干。那是个饥饿的年代，在管谟欣看来，“那时觉得红薯干都比今天的饼干强百倍”。那时，即便人们恨不得“在房顶上也种庄稼”，但还是吃不饱。
据说，他饿极了，在地里偷了个萝卜，结果被罚跪在领袖像前，父亲知道了，差点把他带回家打死。这个故事，后来变成了《透明的红萝卜》。
这个自称小时“貌丑嘴馋的孩子”，1955年出生，伴随人民公社长大，见过几十万农民一起劳动，红旗招展，拖拉机与手推车齐头并进的火热场面。但邻村却有个“单干户”，执拗地不愿加入。莫言总能看到，单干户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他的小脚老婆赶着一头毛驴，路上则留下一道深深的车辙印。
文革时，单干户因不堪忍受虐待，最终自杀。但他的故事却留在了莫言的《生死疲劳》里。
“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块土地，我绝不再回来。”莫言曾经赌咒发誓。爷爷那辈，照料土地就像照料自己的“宠物或亲人”，“好好保养它爱护它，让它供应粮食”。可孙子这辈，庄稼边却立着一堵高墙，使人们不得离开，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不能保持独立的个性，“我们不是土地的主人，我们是土地的奴隶”。
参军[注: 参军，“参谋军务”的简称，最初是丞相的军事参谋，如《出师表》所说的参军蒋琬。晋以后地位渐低，成为诸王、将军的幕僚，如陶渊明曾任镇军参军，《后汉书》著者范晔曾任刘裕第四子刘义康的参军。]成了他远离土地的第一步。紧接着，他被提干了。现在回忆起来，“那比得诺贝尔奖还高兴，意味着将来可以吃国库粮了，意味着我不用回农村了！”
他写海岛、写军营，写许许多多自己还没开始过惯的生活。直到1984年，他突然决定在自己的小说里写写“高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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