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其实都是名词之争。我没说一个自由主义者不能同时是民族主义者或者爱国主义者，我想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来。最好的一个例子是胡适在中英文著作里面谈中国文化时的不同态度。他在中文写作里对中国传统经常持批判态度，他说中国“百事不如人”，要向西方学习。可是当他用英文来讲中国文化的时候，有一个微妙的不同，常强调中国传统文化里有许多先进的东西，包括近代的自由民主和科学。
他在1941年发表的一篇英文文章《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说中国包括科举制度[注: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言官制度等很多制度，都包含了对权力进行制衡的成分。在讲到科学的时候，他说很多传统的考证里面有近代的科学方法。由此可见，他也有一定的民族情绪。我觉得他在跟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时并不是在作假，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而已。
读书报：实际上是在维护中国。
周质平：对，维护中国。在跟中国人讲时他是要激励中国人的向上之心，向西方人学习；可是在跟外国人讲时他又觉得要给中国文化相当的地位和面子，他身上经常出现这种矛盾。
“胡适”这个名字之所以有意义，必须放在“中国”这个大前提底下。如果我们把“中国”二字从“胡适”这个名字里拿掉，胡适就成了虚幻。可以说胡适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的民族主义情绪时时体现。不过他的爱国主义与现在通常所理解的爱国主义又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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