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胡适对外界展示的永远是一副谦谦君子的形象，但是您认为胡适在评价冯友兰的时候，却流露出他内心很真实的一些东西，能否谈得具体一点？

    周质平：我是指他评价冯友兰在哲学史上的贡献。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34年出版后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胡适的《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哲学史大纲》，学界此后讲中国哲学史时一般都会用冯友兰的书，而不用胡适的。我想他在这一点上有一种迫切的感觉，觉得自己必须赶快完成中国哲学史的著作，而且他对冯友兰的成绩始终没有肯定。包括1948年冯友兰在纽约出版英文的《中国哲学简史》后，他在给杨联陞的信中指责杨给这本书写的书评，“下笔太留情”。当然，胡冯两个人对中国哲学史的处理方法、取向基本不同，冯友兰是所谓正统的办法，从孔子讲起；而胡适完全不这么看，认为孔子只是先秦百家里的一家。其实，冯友兰的学术贡献很大，尤其是他的《贞元六书》，相当有建树，而胡适在这一点上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正面的评价。

    读书报：您认为这体现了他的某种意气、嫉妒甚至不太平衡的心理？

    周质平：我想多少有一点。有这个看法的不只是我，前不久过世的何炳棣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也认为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不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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