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介绍 浦起龙(公元1679一1762年)，字二田，号孩禅，自署东山外史，晚号三山伧父，时称山伧先生，生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无锡县上福乡(今厚桥乡)前涧村人。]《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也都说插疏篱者是吴郎。萧涤非先生赞同这种意见，把这两句诗解释为：“妇人一见你插篱马上就提防或疑心你拒绝她打枣，虽未免多心过虑；但你一住下便插上篱笆，却也很象是真的拒绝她呢。言外便见得你这位远客大有不体贴处，难怪她疑心你。为了顾全吴郎的面子，使他容易接受意见，不正面戳穿吴郎的意图，却反而说妇人多心，这话是说的十分委婉，也是煞费苦心的。”采取这种意见注释、翻译《又呈吴郎》的版本相当普遍，像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注释的《杜甫诗选》、诗人徐放著的《杜甫诗今译》，等等。

    对于这种流行的注译，我过去没在意，现在却起疑。原因之一，吴郎插篱不合情理。自古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怀有这般美好愿望的诗圣，心胸是何等的宽广！而吴郎初来乍到，又是借居棲身，却插篱圈树，拒绝邻妇扑枣，心胸如此狭隘，怎配做诗圣的近亲？再有，封建时代，官场送旧迎新，拜谒上司，结识下属，忙忙禄碌。吴郎迁居赴任初始，哪有闲暇去插篱？况且吴郎尚未眼见邻妇扑枣，又何来插篱圈枣的想法？原因之二，倘若依萧注所说，“这姓吴的一来便插上篱笆，防止打枣，寡妇来向杜甫诉苦，杜甫因此写了这首诗给姓吴的”，那么这首诗跟《简吴郎司法》就不是“一时作”，诗题用“又”字便不恰当，跟宋代黄鹤旧注不符合。

    我到图书馆进一步翻检有关杜诗注释的书籍，发现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曹慕樊先生撰写的《杜诗杂说》另立新注。曹先生说：“旧注皆以为插疏篱的是吴郎。窃以为疑。”曹先生的注释是：“第五、六句是十四字句法。把这两句拆散重新组合起来，当是，即使为防远客(指妇人听说即将到来的吴郎)而便插点篱笆围枣吧，虽然是多事，正见她的率真的性格哩。”在这里，曹先生否定了吴郎插疏篱的旧注，提出了邻妇插疏篱的新说。

    为了证明新说，曹先生列举四条理由：“第一，此诗七句(末句诗人自说感受除外)都介绍邻家妇人情况。中四推测她的心理。形象完整。若第六句忽换主语，插写吴郎一句，似伤凌乱，杜律诗中未见其例。”杜甫是功力深厚，气魄强大的诗中圣哲。他阅历既多，感慨亦深，才华又足，更注重创新，从而形成格调结构多变的诗风。曹先生以寻常的思维，揣测此诗思路，恐怕难得其实。

    “第二，杜甫似完全无必要去夸奖吴郎树篱。客人新到，杜甫耽心他贱视邻妇故加以解释，预为之地，这是情理中事。何至客人插篱，亦在褒奖之列？插篱怎见吴之即‘真’？反之，邻妇扑邻家的枣，照习惯已经可怪。在旧房主迁居新寓客未到的时候，她插篱围树，更是可怪了。所以必须向新至者加以解释，略迹原心，嘉彼真率。这种解释就是必要的了，以免新到的客人不知道，做出有伤邻人自尊心的事来。”笔者翻检多部依照旧注解释此诗颈联的书籍，怎么也看不出诗人褒奖吴郎树篱，真不知道曹先生的这种说法是怎么想出来的。我承认颈联两句是诗人预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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