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讲义的篇目来看，是符合胡颂平所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的记载的，共计七章，但整本讲义随讲随编痕迹明显，与纲举目张、条款清晰的出版物还是有着明显区别。各章内容中数量极多的“文中注”也体现了“讲义本”的实用功能，其指导学生参照学习的意图明确，而并非按照中规中矩的学术规范来写。这体现着授课者胡适本人的学术考量与材料取舍，为学生明确指出了版本优劣，可用与不可用。
值得一提的是，新发现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还有大量校改、注释及补正批注。从批注内容来看，其对“讲义本”的熟悉程度与思考深度，均接近于著者本人。是否即是胡适本人的批注，抑或当年胡适同道友人的手迹，还均有待进一步考证。
在阅读第六章“迷信与科学”时，看到篇名下用括号注明：这一章是原稿所没有的。匆匆加入、后当修正。后来意识到，这篇文章不但是胡适“科学人生观”的思想雏形，而且是后世所谓“科学与伪科学”之争的始作俑者。在仔细研读全章内容之后，篇名注明中所提到的“原稿”又再度引起了我的注意。所谓“原稿”，是否即是卷中讲义本的手稿？经查证，上海博物馆还的确藏有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胡适手稿，只不过只有前五章的内容，第六章“迷信与科学”、第七章“王充与批判的精神”确实是没有的。
如果说第七章中的一部分，后来还约略可以看到一些改编之后的内容；如发表在《现代学生》（四卷六八九期）上的《王充的论衡》，黄晖著《论衡校释》一书的附编四等。那么，第六章“迷信与科学”则是独一无二的胡适佚文。如果说手稿本体现的是作者写作过程中的思维进程，那么手稿本中也未曾有过的篇目，在讲义本中却临时加入、即兴讲授，这又意味着什么？我想这是胡博士的才性使然，讲出来的哲学史不同于写出来的哲学史，一生践行的哲学史当然不可作“闭门造史”观。这是胡适一个人的哲学史，也是卷中讲义本的魅力所在。
今年适值胡适逝世50周年，这本近百年前的北大讲义本浮出水面。“迷信与科学”一章阅毕，一个如胡适这般坚定的科学主义者绝不会以“机缘”来搪塞世事的种种变迁与规律。无论如何，《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发现都意义重大。这不但将为胡适研究及新文化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也将为我们重新清理与定位汉代以来的中古思想及哲学史开启新的视野。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整理出版将与读者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卷上”一道勾勒出线条更为明晰的胡适思想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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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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