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整体文学的反思

应当承认，莫言获得诺奖，一些潜在的因素无形中也在起着作用，这就是他背后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中国当代文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在几代作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从作家群体，到创作倾向，从文学观念，到艺术手法，都在积极进取之中不断出新和深刻变异，前所未有地走向了多样化，国际性的文学交流也逐步趋于深入。这种巨大的文学存在，以及内含的中国力量、中国影响、中国市场，都很难长期被视而不见。评选了百年的诺奖，颁奖给中国作家，是必然的事情，迟早的事情。因此，诺奖颁给莫言，实际上也不无肯定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意味。

就莫言的创作历程来看，他步入创作的1981年，正是文学劫后复苏的80年代。这个时期，文学在理论思想上正确处理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等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重大关系之后，在创作上正呈现出一个以创新为先导、以突破为荣耀、各种思潮蜂出、各种写法并举的繁盛期，国外的文学文化思潮，欧美现代派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创作流派，都以多种形式的译介，给中国文学带来巨大的冲击与多样的借鉴。莫言如饥似渴地兼收并蓄，并在创作中表现出不拘一格的文学追求。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一出手就不同凡响，而且难以归入任何一种倾向；他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等接连而来，一作与一作，又绝无重复，面目迥异。他在创作上，既不断进取，又独辟蹊径，逐步形成了一种混合性的特质，其中有两个方面最为显见，一个是出于兼收并蓄的个性化，一个是立于本土文化的原创性。这种特立独行，使他一直在国内的小说创作中引领风气之先，并为国外文学同行和读者所普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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