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先生著作的价值究竟何在？何寄澎、柯庆明二位教授为此书所写的前言、后记中已经说得相当充分，笔谈的篇幅也不允许再发长篇大论，我只想谈点零星的随感。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已有一百多年的历程，从鲁迅、刘半农到刘大杰，那些前辈学人的著作无论内容宽窄、篇幅长短，都是自出手眼的一家之言。而晚近学人的著作则都是集体编著的成果。如果用作现代大学中文系的教材，也许后者更加合适。因为毕竟人多力量大，容易穷尽文学史各个分支的内容，也容易掌握新出的研究成果。况且对于现在的教师和学生来说，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教材更容易理解或讲解，也更容易得出考试所需的标准答案，这无疑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是如果要论学术价值，要引导读者进行独立的思考，从而在中国文学的殿堂里登堂入室，这样的功能只有前者才能承担。台静农先生的文学史稿无疑属于前者。试看其唐代部分的若干论述：第一章题作“唐代士风与文学”，分别从唐初风气、进士科举及朋党三个角度对唐代文士的心态、习气与行为进行言简意赅的分析，从而清晰地揭示了唐代作家与文学的关系。反观今人的许多文学史，往往对唐代的政治、经济等所谓历史背景喋喋不休，但是那些背景究竟与文学有何关系，却不甚了了。第二章第二节“宫廷诗人及其成就”，对唐太宗[注: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汉族，陇西成纪人，祖籍赵郡隆庆，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等人不置一词，径以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为论述对象，单刀直入，探骊得珠。第四章第三节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杜甫与房琯的关系，表面上似乎有点累赘，但这样一来，杜甫从长安以文章待诏，到凤翔为房琯进谏，直至成都入严武幕府，其一生主要经历的来龙去脉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堪称举重若轻。台先生的结论是：“至于房琯的政治群，究竟有些什么人，历史上并不明确，想来也不过多引用几个正人，他主政的时间短，又在大乱时期，自然不能同后来的朋党比，但至少我们明白了我们伟大的诗人与当时政治群的关系。”在现存材料的条件下，这是关于杜甫政治立场最为稳妥通达的解说了。

    翻阅本书，精采的片断随处可见，例如第三章第一节论王维的山水诗妙在“以意境胜”：“例如‘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与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何尝不是同样的物我两忘？又如‘墟里上孤烟’的‘上’字，绝不是客观的形容，而是主观的体会。再就‘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四句看来，前两句是自然的静象，后两句是人物的动态；然就全诗看来，则一归于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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