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边跟他讲话，他连看都不看梁先生。当时两人讨论中国问题，梁先生强调中国社会的特点，毛强调中国社会跟别的社会的共同点。马克思[注: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早期在中国被译为麦喀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义。他们俩讨论了半天，结果还是各持己见。”
言及此，艾恺感慨梁公“容人”：“只要大义在，傲慢都是小节。我太佩服他了，一个真正的君子，不把得罪他或侮辱他当一回事。这种人少。我就见过这么一个。”
这个世界会好吗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漱溟，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
“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
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就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
这，是《这个世界会好吗》书名的由来。
“这个世界会好吗？”记者问。
艾恺称，自己的答案，可能异于梁公。“我不能说乐观，有一些悲观的成分在里面。梁先生才是真正的乐观派，无论怎么样，他觉得无论是中国，或者是全世界，情况会越来越好。”
“可能实践派、喜欢做实事的人都是这种态度。”
“对，不然他们不会做。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做。”艾恺一声叹息。
《最后的儒家》的附题，是“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在艾恺看来，现代化带来的“两难”不可避免，于每一个社会都如此，于历史悠久的中国尤为深刻。“人类的历史，有点悲剧成分。譬如现代化，这个词带来了很多利，分工越来越细，效率越来越高；也带来了很多不利。所以，没有纯粹的进步。”
对梁漱溟昔日在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与地方自治，艾恺认为，实践还是成功的。“我在邹平寻访过许多人，时至今日，还有人谈论当年棉花运销合作社的成功，记得乡村建设研究院所介绍的新牲畜品种，或棉花品种的优良。我还发现，今天中国有梁先生的效仿者，譬如重庆巫溪的‘绿色乡村建设’。梁先生播下的种子，发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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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辈子是个拼命干的”
——艾恺眼中的梁漱溟
“我一辈子是个拼命干的”——这的确是梁漱溟人生的独特之处。
上世纪八十年代，梁公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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