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学院讲学，演讲中说了这句话：“我一辈子是个拼命干的。”他用了足够大的音量去说这句话。他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位学者。他也斩钉截铁地亲口对我(指艾恺)说了好多次 “我不是一个学者”。这句话不无道理。 梁公一生中根本没有上过大学。他虽生于传统的中国家庭， 却没有背过四书五经。
虽然梁公常被人当做是“学者”、“哲学家” 或“思想家”，我也觉得这些看法都正确，但纵观他一生的行为表现， 他更倾向于行动派， 而并不是单纯从事思想活动。 1911年中学一毕业，他就加入同盟会；之后又做过报社记者，四处体察社会实际；接着在当时政府司法部[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行政机关是我国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体系和法制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于1949年10月30日设立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工作；北大教了几年书以后，他离开学界，投身于地方自治与乡村建设；抗战期间， 成立了民主同盟， 初创了《光明报》(日后的《光明日报》)；抗战后，他在国共和平谈判中当了“居间协调人物”；1950 年，毛主席请他做官，他拒绝了，他说“把我留在外边不是更好吗？” 好多次，他很得意地跟我说他没有做过一天官。
他是一个思考者，但并非为了思考而思考，而是要想办法解决实际中的问题。在他看来，空有知识而没有行动，就不是真正的知识。他一辈子“知行合一”， 与王阳明派重视实践的特色相关。梁先生曾对我说， 如果有人可以视作他的思想导师， 那个人就是王阳明。
他一辈子，主要致力于解决两种问题：中国的问题和人生的问题。
1917年，梁公在北大教授佛学。到北大就任教职后的第一部著作，便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借此文呼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多努力，以求减轻军阀混战对黎民百姓带来的痛苦。
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 梁公也提出行动计划，在他看来“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对局限在小范围的精英活动不感兴趣，他认为，真正的文化不在于保存古典文学或学术，而在于道德体系的实践。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梁漱溟思想的根本原则，也是他为人的根本原则。 他常用的自我描述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在20世纪50年代，他也不做喊口号的知识分子。所以我称他“最后的儒家”。
(本报记者朱玲 根据艾恺2012年11月在北京高校演讲部分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