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精神和文化至少已经历两次伟大的觉醒。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800—前200年之间，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第二次以启蒙运动为标志，首先发生在18世纪的西欧，然后向世界各地传播开来。本文所说的“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即发生于人类精神第二次伟大觉醒的时期。衡量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至少有三个维度。第一，文化的民族性。文化自觉首先是类文化的自觉，因此，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和中国化，保持民族文化认同，是近代文化自觉的前提。第二，文化的时代性。文化自觉必须具有世界眼光，站在时代前沿，符合人类历史前进的潮流。自由、民主、科学是近代最为先进的价值理念，也是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核心内涵和根本要求。第三，文化的实践性。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性质，决定了文化探索与社会政治变革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也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必须经受政治和实践的检验。依此标准，笔者把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历程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戊戌维新时期

    与西欧不同，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是在中国固有之文化与欧洲输入之文化相互接触、相互冲突的过程中觉醒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西文化的接触与冲突就必然带来文化的觉醒。自明清之际以迄道咸年间，中国人对固有文化的反省仅限于器物层面，对西方文化也并无真切认识。

    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化自觉始于甲午战争。身历其事的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因民族危机激发而出现的“公车上书”，可以视为这种文化自觉的典型表现。与历史上的士人结社往往夹杂着朋党意气和传统伦理不同，公车上书是知识群体对民族前途理性思考后所达成的共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等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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