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的文化自觉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可行性。他们的文化自觉是对中国传统性和西方现代性予以双重反思后的产物。一方面，他们吸收和继承了人类当时最为进步的思想学说，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就集结了中西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他们又不以简单模仿西方文化为满足，而是要求主动规避中西文化的弊端，“防患于未然”。章太炎有感于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弊病，作《代议然否论》，就议会制所造成的权力和财富不均提出了尖锐批评。孙中山构想的“五权宪法”，集西方政治文化之长而避其短，在西方的“三权”之外，增加古代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力图创造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法制体系。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未来设计，以高度的自主意识和强有力的实践性，推动了历史进步。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文化自觉的一座丰碑，是五四知识分子以世界文化的视野，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出路的一次伟大实践。循着借文化以解决社会问题[注: 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指社会关系失调，影响社会大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活动，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的思路，以《新青年》为核心，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结成新文化阵营，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主动承担起觉悟国民的使命。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充分认识到文化问题的重要性，认为文化而不是政治才是当前中国的核心问题。他指出，中国的出路不在少数人的政治运动，而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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