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前十年

 

    八国联军侵华事件，进一步激起民族觉醒，更多的有识之士行动起来，自觉承担时代使命。学习西方文化，探讨救国真理，成为时代潮流。成千上万的学子负笈海外，主动求学；同时，大量的西学书籍被译介到国内。据统计，清末十年，中国翻译国外著作至少有1599种，大大超过此前90年间中国译书的总和。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越深入，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就越清醒，文化自觉的程度也就越高，而文化自觉的主题也越来越集中于如何学习西方。

 

    针对当时流行的“中体西用”、“政本艺末”等说法，严复发表《与〈外交报〉主人书》予以驳斥，并明确提出：西学之本在于科学，“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严复集》第3册）梁启超痛陈国民奴隶性和劣根性，大力宣扬自由主义的民主自觉：“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饮冰室文集》之五）严、梁的高明之处，在于建设与破坏同步，从本体、公例的高度来论述和宣传科学与自由精神，大大深化了对文化现代性的理解。

 

    强调新文化的民族性。梁启超《新民说》指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前者是对待中国本土文化的态度；后者是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前者避免了民族虚无，又不落入守旧的窠臼；后者避免了盲目排外，又不会误入“醉心欧化”之途。严复也明确反对尽弃吾旧。他说：“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他主张，不惟新不惟旧，惟善是从，“英人摩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择其所善者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暖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严复：《与〈外交报〉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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