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关注沿海地方的种种表现，应当与这种天下观和海内观作用于政治生活有关。通过琅邪刻石“东抚东土”，“乃临于海”，之罘刻石“巡登之罘，临照于海”，“览省远方，逮于海隅”，以及“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等，都可以透视出这种政治理念的影响。

“议功德于海上”的政治文化意义

    秦始皇实现统一之后五次出巡，其中四次来到海滨。这当然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见关于秦帝国海疆“东有东海”，“地东至海”的政治地理意识有关。秦始皇多次长途“并海”巡行，这种出巡的规模和次数仅次于汉武帝。《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登泰山之后，“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秦始皇行至琅邪的特殊表现，尤其值得史家重视：“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远程出巡途中留居三月，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举动。这也是秦始皇在咸阳以外地方居留最久的记录。而“徙黔首三万户”，则达到关中以外地区移民数量的极点。“复十二岁”的优遇，则是秦史上仅见的一例。这种特殊的行政决策，应有特殊的动机。战国秦汉时期[注: 秦汉时期是中国秦汉两朝大一统时期的合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首次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统一，秦王政改号称皇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秦朝。]位于今山东胶南的“琅邪”作为“四时祠所”所在，曾经是“东海”大港，也是东洋交通线上的名都。《史记·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吴人《外国图》云“亶洲去琅邪万里”，指出往“亶洲”的航路自“琅邪”起始。又《汉书·地理志上》说秦置琅邪郡王莽改称“填夷”，而琅邪郡属县临原，王莽改称“填夷亭”。以所谓“填夷”（即“镇夷”）命名地方，体现其联系外洋的交通地理地位。《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说到“东夷”“君子、不死之国”。对于“君子”国，李贤注引《外国图》曰：“去琅邪三万里。”也指出了“琅邪”往“东夷”航路已经开通，且有相关里程记录。“琅邪”也被看作“东海”重要的出航起点。秦始皇在“琅邪”的特殊表现或许有繁荣这一重要海港，继越王勾践[注: 越王勾践跟吴王夫差对战，夫差为报仇雪恨，养精蓄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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