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志》、《西藏志》、《中亚诸民族志》、《西藏青海志》、《中国皇帝的早期制度》、《中国教育观》、《中国的农业》等等。他还翻译了《四书》和《三字经》，并把后者称之为“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他曾先后编写过6部字典，并编著了《汉语语法》等教材。他在北京广为搜求各种书籍，回国时带去了几吨重的中国书籍，超过了在他以前的传教士和留学生带回书籍的总和。由于他为俄国汉学研究作出的贡献，俄罗斯科学院三次颁给他“杰米多夫奖”。至今比丘林仍被尊为俄罗斯的“汉学泰斗”、“一代宗师”。
在第九批使团在华期间，俄国政府疲于应付俄法战争，一度中断了使团经费的供给，加之比丘林本人对于宗教事务“疏于管理”，而导致回国后被俄国宗教法庭判处终身流放。在流放两年后，由于他娴熟的汉语和出色的才华，被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召回彼得堡担任翻译，从此一直居住在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重返彼得堡后，比丘林开始了他的研究生涯，俄国的报刊上常出现比丘林关于中国的文章，文化人士聚集的沙龙里也常听到比丘林关于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的激昂声音。正是由于比丘林，19世纪俄国文化精英如普希金等开始关注中国。
比丘林的许多论著和译著很快被译成欧洲语言出版，因而比丘林的名字在欧洲汉学界广为人知。
1835年，经沙皇亲自批准，正式在当时的中俄边境贸易重镇恰克图开设了恰克图汉语学校，由比丘林和第10批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克雷姆斯基共同执教。比丘林为教学所编写的《汉语语法》是俄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在进行汉语教学的过程中，都曾把该书作为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比丘林对中国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其著述覆盖了中国的语言、历史、地理、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及风俗习惯等方面。比丘林的学术活动开创了全面研究中国文化的先河，由于他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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