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活动中始终坚持以中国史料为本的原则,加上他本人在中国长达14年之久,从而确立了俄国“汉学”独树一帜的科学地位。
1831年,在法国东方学家的推荐下,比丘林当选为巴黎亚洲学会成员。
在比丘林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蒙古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1828年,比丘林在圣彼得堡[注: 圣彼得堡(俄语: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旧称:列宁格勒/Ленинград 和彼得格勒/Петроград,俗称:Питер ),]出版了两卷本的《蒙古纪事》,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蒙古纪事》一书中,比丘林将蒙古人的起源问题分成了两个部分来研究,一是关于蒙古民族起源,二是“蒙古”名称的来历。比丘林在研究蒙古人起源问题时所采取的方法,是俄国蒙古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
《蒙古纪事》得到了俄国科学院的高度评价。1828年12月,由于比丘林在汉学、蒙古学、藏学研究中的成就,被俄国科学院选为通讯院士。
比丘林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地研究中广泛使用了汉文文献,收集并翻译了一大批珍贵资料。由于当时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还比较落后,不能为他的研究提供辅助材料,所以汉文典籍就成为唯一丰富而又可信的资料来源。他以汉文文献为基础的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地研究方法对俄国满学、蒙古学、藏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得到俄国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1829年,比丘林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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