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随时录》二，第202页）；九月初七日，官文在奏折中则称：“常恩驰往督队，被贼矛伤左腿。”（《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七册，557页）十月初七日，官文奏称：“盐道常恩收集兵勇只有五百余名，奴才已调来德安留办善后事宜。”（《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七册，620页）同日，《随时录》作者则称奉官文命，赴德安“办理安抚事宜”（《随时录》二，第394页）。咸丰七年正月二十五日，胡林翼以作战不利为由，奏请将盐道常恩、松藩镇总兵德恩“摘去顶戴，以示惩戒”（《胡林翼集》一，230页）；二月十四日，《随时录》作者在致德恩的信中称：“昨奉中丞行知，以兄与阁下剿捕不利，择去顶戴。”（《随时录》三，第552页）通过以上诸多严丝合缝的印证，似可推断，《随时录》作者实为常恩。
以笔者所见，除《随时录》外，与常恩相关的史料极少，仅知其道光间曾仕宦贵州，先后担任安顺府、黎平府知府，与胡林翼有过前后任的经历。从咸丰五年初赴荆州筹饷始，由于同为旗人，且具备一定地方行政[注: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经验，常恩很快获得官文信任。其后二人关系日趋亲近。作为官文的亲信，常恩为何会被参劾革职？如前所述，咸丰七年初，清军在襄阳一带与民军作战失利，以致宜昌、保康、兴山等地接连失守，胡林翼随即上疏参劾，称失利原因在于常恩“纵贼入山”。但在常恩看来，此役失利是因湘军唐训方部“乃以不服水土为辞，停车老河口，彩觞作寿”，胡林翼“竟不究其贻误，转复多方回护，而将众过均归于恩”，（《随时录》三，811页）。事实上，唐训方在湘军中一向以取巧避战著称，咸丰六年二月，胡林翼即在书信中指斥其“今年已颓唐，昨日又不肯出（战），……甘告奋勇乃饰词耳”（《胡林翼集》二，137页），可见常恩称唐训方作寿避战并非无根之谈。另一方面，早在贵州为官时，常恩即因“刻薄交代”与胡林翼结下夙怨。常恩被革除官职，唐训方反而加功受赏，胡林翼对于常、唐两人截然不同的处理，似有维护湘系本位利益、挟私报复之嫌。
那么，官文对此事又持什么立场呢？据《随时录》所载，官文虽极为同情常恩的遭遇：“（常恩）遭此屈抑，令人万分焦急”，但却不愿与胡林翼公开激化矛盾，“须先与中丞（胡林翼）在皇上前打官司，方能救其万一，成何事体，招天下人笑柄”（《随时录》三，809页）。其后官文与胡林翼几经磋商，希望将常恩“开复原官，仍以臬司记名简放”，但胡林翼态度强硬，“不肯会奏”，官文只得退让，直至咸丰七年六月，常恩奉旨：“赏给四品顶带回京”，未能开复原官（《随时录》三，83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