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底，石元康重游故乡，不免感慨中国的变化是天翻地覆。“我去杭州看西湖，看看那些建筑，觉得中国文化真有优雅的一面。中国传统的琴棋书画是好东西，书香是在其中浸润出来的。不像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流行的东西给我的感觉只是恶俗。中国现代化一百多年，虽然跌跌撞撞，可是食衣住行、娱乐、教育各方面，除了食之外差不多都是现代化了。我们穿的衣服是洋装，盖的是洋房，行的是汽车、飞机。娱乐节目、体育运动基本上都是洋人的。学校学的不是我们传统的所谓六艺、六经，而是自然、物理、生物、经济、政治、社会、哲学，基本上已经洋化得差不多了。”

    “新儒家不很适合现代社会”

    像香港这么贫富不均，应该做再分配

    时代周报：你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罗尔斯，他算不算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

    石元康：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叫《契约的限制》（The Limits of Contract），副题是：罗尔斯的道德方法学及意识形态的架构，是对罗尔斯的研究和批评。罗尔斯的公正理论是第一流的思想家想出来的，但我不是很赞成他的想法。罗尔斯追溯的是社会契约论的传统。这个传统代表人物是卢梭、洛克、康德。康德不是那么明显地谈契约论，洛克和卢梭则非常明显谈契约。他反而不太愿意追溯霍布斯这个传统。我个人的看法，不光是20世纪，罗尔斯是对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奠基得最深的哲学家。罗尔斯的地位是没有什么人可以比的，他复兴了政治哲学。19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一出来，政治哲学像百花齐放一样，非常茂盛。

    《正义论》出版后，很多人批评他，有一批效益主义的人批评他，因为罗尔斯的理论就是要反驳效益主义。也有一批左派的人攻击他，说罗尔斯的理论出来以后造就一个阶级的社会。罗尔斯受到左右两边的攻击。有人指出，资本主义没有办法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结果就搞出个福利社会，罗尔斯的哲学就是替福利社会提供一个哲学基础。我想这个讲法是蛮有道理的。

    经济学家里面有两个名人，一个是海耶克，一个是弗里德曼，这两个人都拿过诺贝尔[注: 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伯纳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 1833年10月21日－1896年12月10日）是瑞典化学家、]经济学奖，他们觉得国家应该是最低度的国家，该管的事情非常少，除非你伤害了人家，国家才可以管你，其他的事情国家都不应该管。罗尔斯不同意这种理论，他认为国家应该做某种程度的再分配。因为，像香港贫富不均到这个地步，不能完全让市场去运作，国家应该多管一点，去抽有钱人的税来再分配，比方说教育补贴、医药补贴、房屋补贴。罗尔斯的哲学为这个福利社会提供了一套哲学基础。

    时代周报：你著有《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如何理清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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