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研究员在《“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演讲中指出，“国学”与“中国哲学”都是中西文化交汇而产生的概念。“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首先关涉国学中是否有“哲学”，而其更深层的意涵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哲学的特点及其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有“经、史、子、集”和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等划分。其中“义理之学”与“哲学”的涵义相近，但是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之名，我们现在所用的“哲学”一词是源于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对“philosophy”的翻译。西周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由此可见，“哲学”这个译名的成立一开始就具有中西文化会通的特点。在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等人的国学研究中，都不否认国学中含有哲学的思想。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之后，金岳麟曾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仍有“困难”，即其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都是此类的“特例”，从而使“中国哲学”之名称的“困难”得到基本解决。学术界近年提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主要是针对以往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以西释中”问题，其积极意义是推动我们更加深入地探讨中国哲学的特点及其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中国哲学是“天人之学”，其内在的逻辑理路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价值观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中国哲学的精神就是要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自强不息地追求和实现人生、社会的理想，厚德载物，生生日新。这种精神就使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李景源所长在总结三位先生的演讲时说，围绕国学问题产生的论争，基本上是一个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矛盾如何达致统一的问题，也是一个情感与理智、可爱与可信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的问题。一百年前，国学研究登上历史舞台时，由于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在人们激烈的民族主义情怀之下，传统文化往往成为了质问的对象和负面的因素，而西学东渐和启蒙思潮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情绪，救亡和启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思想文化建设的紧迫性及其长远意义，这是特定历史条件造成的。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改革开放的成功，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伟大复兴的召唤，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课题应运而生。古人云：国将兴，必重学。对传统的国学资源在学术层面上达到内在理解和跨时代的沟通和创造性的转化，是构建当代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接着，他进一步指出，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的研究，贵在方法。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即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把问题作为一定时间和空间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历史唯物主义帮助我解决了中西文化问题。”正是借助唯物史观，冯先生才从早年“别共殊”转到“合共殊”、从“理在事外”转到“理在事中”和实事求是。学问之道，贵在创新，对传统文化实现取精用宏，必须坚持“传而后生，承而后转”的原则，没有别开生面，没有转折和转化，就没有国学的新生和发展。“阐旧邦而辅新命”应成为国学研究的学术使命。有自信才有宽容，有了自信和宽容，才有中国视野和世界视野融合的自觉，才有中国实际和世界眼光的统一，才能使学术研究达到“承百代之流，而合乎当今之变”，把“在中国的”变为中国的，把中国的变为世界的。最后，他结论说，以“国学研究论坛”为载体，构建文、史、哲和中、西、马交流与对话的平台，经过学者们的努力，一定能够创建出有民族特色、时代精神、代表未来价值的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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