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想象，一位不具备一定的历史和艺术修养的人一旦进入收藏市场，怎样去上手收藏？以今天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为例，涉及中国字画、瓷器、油画、雕塑、版画、古籍、古琴、邮票、家具、缂丝、玉器首饰、洋酒等近百个品种，而一个拍卖公司的一场拍卖会的拍品就会高达数千件之多。面对琳琅满目的市场，他一定是眼花缭乱，仿佛如瞎子摸象，恍惚中不知北在何方。

　　怎么办？聪明的收藏家在其初涉收藏市场的时候，往往选择“借脑袋”和“借眼力”的办法。所谓“借脑袋”，就是倾听专家的意见。专家给他出谋划策，提供收藏的思路和方法；“借眼力”，就是借用行家的知识和经验，去鉴别藏品的真与伪、优与劣，从而保障自己不走弯路，不栽跟头。

　　北京著名金铜佛像收藏家邢继柱先生，收藏的历史并不长，也就是五六年的时间。起初，他是收藏中国油画的，后来由于兴趣的转移，开始转而收藏中国历代金铜佛像。在邢继柱的金铜佛像收藏道路上，有一个专家不得不提，那就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春和先生。而黄春和为邢继柱起步收藏金铜佛像，所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向专家“借脑袋”和“借眼力”。

　　第二、专业收藏家必须具备一定的收藏规模和品质。

　　如果你收藏了一两件艺术品的话，哪怕是最顶级的艺术品，也很难说你就有资格成为专业的收藏家，就可以功成名就了。这个观念在清代就已经形成了。清《四库全书》中乾隆皇帝“圣谕”说:“其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书之家”。这是对藏书家的要求。后来，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逐渐普及，要求藏书家的藏书量有了上升，到了“万册”的界限。曾见《北京日报》上有人写文章，先把江青列为中国现代藏书家，后又质疑她是“盗书贼”，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从1956年到1976年，毛泽东主席先后提取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他的夫人江青，除了家用之外，完全能够支付购买属于江青的那上万册图书。这是有历史资料可供查考的(见《党史博采》“毛泽东亿元稿酬处置内情”)。

　　事实上，真正的收藏家必须具备一定的收藏规模，同时，还要拥有一部分足以代表你收藏水准的精品。而人们要想成为真正的收藏家，自古以来只有两条路:要么自己动手，开始收藏；要么继承祖业，延续收藏。

　　我国著名文物鉴赏大家朱家溍(1914-2003)先生家族，就是继承祖业收藏的典型例子。他是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二十五世孙。他的高祖朱凤标为道光十二年进士，宦至太保体仁阁大学士。他的父亲朱文均，是近代著名碑帖收藏家、书画鉴定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时，负责鉴定故宫院藏古代书画碑帖。经过朱家前辈数代收藏，到朱文均时已经是民国四大收藏家之一。解放后，朱家将这些文物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朱家溍先生的女儿朱传移女士是我曾经的同事，经常交流，所以对于她家过去的收藏情况也就耳熟能详。据我所知，朱家的收藏主要有四个体系:1.“黑老虎”——古代碑帖，按照朱文均先生的遗愿，全部捐赠给了北京故宫(据说北京故宫现存的古代碑帖，有70%来自于朱家的捐赠)；2.古典家具。承德避暑山庄自八国联军烧毁后，里面没有了一件古代家具，朱家捐赠后，国家把这批家具调拨给了承德避暑山庄，供游人参观；3.古籍善本，全部捐赠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4.宋元明清的古画，捐赠给了老家:浙江省博物馆。朱家捐赠的这些文物，很大部分都是属于国家珍贵文物，按现在的市场行情计算，其价格难以估量。当然，朱家溍家族的收藏，在中国收藏界的确属于凤毛麟角，高不可攀，普通人家是难以企及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收藏家，大都是白手起家的。无论从收藏的规模还是精品的质量上，都还不能与过去的收藏世家相提并论。

　　第三、专业收藏家必须具备专业研究的热情，并建立和充分利用自己的收藏体系，服务于国家和社会。

　　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任何成名成家的收藏家，都是一流的鉴赏大家。无论是名垂青史的中国字画收藏家张伯驹，还是中国瓷器收藏家孙瀛洲先生，无一例外。

　　张伯驹先生(1898—1982)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艺术收藏家。他的父亲叫张镇芳(1863—1933)，与袁世凯有远亲关系，因此青云直上，担任过直隶差委总办等高官，主办过开滦煤矿，创办了中国盐业银行。张伯驹本人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他收藏的中国古代名家名作堪称富可敌国，比如《展子虔游春图》、陆机的《平复帖》、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上阳台贴》、杜牧的《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宋蔡襄《自书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卷、宋吴琚《诗帖》卷、元赵孟頫《草书千字文》等稀世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