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批评的感悟

　　前些时参加一个文学论坛,有学者说,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把话说通,意谓当今许多学术论著,连这个基本的要求都没有做到。这话虽然说得有点儿偏激,但却让我想到了当今文学批评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批评者对批评对象,缺少起码的艺术感悟。

　　记得上世纪80年代闹文学批评的方法热时,西方浪漫派和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的批评观曾风行一时。这一派的文学批评,注重对文学作品的直觉感悟和批评家主观情志的抒发,把文学批评看做是灵魂在杰作中的一次“探险”,认为在文学批评中,“我所讲的就是我自己”。(法朗士语)这些说法,在当时颇激动了一部分人,对当代文学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一种政治化的教条主义的批评模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冲击,并由此出发,掀起了一股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更新的热潮。其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已有过李健吾(即刘西渭)式的印象主义批评存在过,虽然李氏的批评风格也是西方影响的结果,但其中也包含有中国古代重直觉感悟的批评传统。李氏的文学批评因而在这一轮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更新的热潮中,再度引起重视,乃至受到格外推崇,重主观印象和直觉感悟的文学批评,也因此而成了一时的风气,虽然在实践的层面上,终究未出现李健吾式的批评家,但年轻的批评家好谈“我批评的就是我自己”,已然成了一种时尚,也是一个事实。加上当时方兴未艾的美学热的理论“支援”和推波助澜,当代文学批评终于由高高在上的政治裁判,变成了平易近人的良师益友,感觉和经验终于取代了抽象的政治和艺术标准,重新成了文学批评的根据和起点。虽然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因为过分强调方法论,难免要受某种模式化和技术主义的影响,但至少在观念上,感性经验和审美感悟,又回到了文学批评的本位。

　　说感性经验和审美感悟,是文学批评的本位,或曰根据和起点,原本是一个常识问题。往大处说,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在文学批评活动中,文学作品作为批评家的一种认识对象,需要批评家通过审美感官,从感性认识入手,取得对文学作品最初的感性经验,而后,才能对这种感性经验,加以理性的提升,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将文学作品“从艺术的言语,译成哲学的言语;从形象的言语,译成论理学的言语”。往小处说,具体到一部(篇)文学作品,批评家不但要对其中的人物、情节、细节、场景有深入的情感体验,而且要对它的文体和修辞、形式和技巧,有精细的审美感悟,在此基础上,方才谈得到对文学作品的理论分析和价值评判。否则,文学批评活动,就可能流为一般的认识活动或技术性的操作,失去其应有的审美判断的性质和功能。

　　但是,曾几何时,文学批评的这个本位,又为一种新的力量所动摇。这股力量,就其现实性而言,主要是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所谓“传媒批评”,另一方面则是商业炒作。所谓“传媒批评”,在我看来,主要是指通过媒体的传播手段,而不是运用批评的审美判断完成的与文学批评有关的一种文学接受活动。这种文学接受活动,虽然旨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推介宣传,但其中却包含有最初的阅读经验和价值评判,尤其是与该作品有关的作家的创作活动和作品的发表情况,等等,这些都是文学批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和背景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参与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接受活动,也兼具文学批评的性质。但是,也因为媒体对文学作品的推介宣传,主要目的不在审美判断,而在新闻效应,其出发点往往是该作品或作家的创作活动中,那些最引人注意的“焦点”、“热点”或敏感问题,而不是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感悟。又因为媒体常常要突出所谓“新闻眼”,对对象做某些重点的强化处理,更不可能把一部(篇)作品作一个整体的有机的对象去看待,即使有“感”、有“悟”,也不可能像鲁迅所说的那样“顾及全篇”和“顾及全人”。

　　如果说“传媒批评”因为上述原因,仍可视作一种批评形态的话,那么,同样是通过传媒实现的商业炒作,就纯属文学作品传播、流通过程中的一种商业行为,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无涉。但这种商业炒作,又往往要假文学批评之名以实行,结果就难免鱼目混珠,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各式各样的“新书预告”、“书讯发布”、“专家推荐”、“书榜排行”,包括某些以研讨会的名义进行的商业炒作,都认为是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评价的结果,或与文学批评有关的文学活动。究其实,这些商业炒作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商业利润和市场规则,而不是文学批评的审美判断和评判标准,因而也就无须顾及对文学作品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感悟。

　　在一个资讯发达和高度商业化的现代社会,传媒参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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