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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原本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它的物质存在形态,也具有某种商品的属性,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中,运用某些商业手段,介入某些商业行为,也是题中之义,不值得大惊小怪。但问题是,当今文学批评,由于传媒和商业活动的介入,不但以其所特有的社会影响力和巨大的经济效益,左右了文学批评的取向和“舆情”,而且也对职业的文学批评和所谓学院派批评家,产生了诸多影响。一些职业的和学院派的批评家,不但热衷参与传媒批评和商业炒作,而且往往在其中充任主要角色。结果就使得文学批评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感悟的失落日益加剧,某些批评家的表现,甚至令人怀疑对文学作品是否具备起码的经验和感悟能力。加上当今职业的和所谓学院派的文学批评,由于受某种学术体制和治学方法的影响,本来就习惯于以西方某家某派的学说为依据,居高临下、高屋建瓴地构造某种理论框架,向其中填充具体的作家作品,或从某种新潮的社会学、文化学、哲学和宗教神学抑或艺术学的理念出发,从文学作品中寻找具体的例证。这样的文学批评,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最终只在证明某种先在的或预设的理论学说(前提)的正确性,并不在乎也不可能对具体的作家作品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因而也就无须顾及也不可能得到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感悟和感性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职业的和学院派的批评家漠视批评的感悟,并不亚于传媒批评和商业炒作,常见某些批评家,大谈某部(篇)作品属某种“主义”或某“化”、某“性”写作,却未见言及这种判断源于何种阅读经验和审美感悟,失去了这个基础,这样的判断就无异于空中楼阁,是不可能对作品作出恰当的阐释和评价的。
笔者曾做过一个试验:有某作家穷数年之功,创作了一部堪称厚重的长篇小说,传媒和评论界齐声叫好,一是说这部小说是创新之作,二是说这部作品属“狂欢化”写作,至于如何创新,如何“狂欢化”,却大多语焉不详,更少有对作品的经验阐述和具体分析。笔者的结论只能是,关于这部创新之作,某些批评家并未细读,或未曾读出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因而对这部作品缺少应有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感悟。在这种情况下,说该作创新,是基于一种简单的比较。说该作属“狂欢化”写作,显然是硬套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根据也只是该作想象和联想的自由无拘、文体和风格的奇崛诡异这些极直观的表现,并无基于切实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感悟的实证分析作支撑。如此这般,笔者只能说,关于这部作品的批评,是传媒和职业批评家(包括学院派批评家)一次成功的“协作”,“协作”的基础,便是二者不约而同地都无视批评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感悟。不同的只在于,传媒所要的结果是新闻效应,职业的和学院派的批评家所要的结果,则是证明某种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可行性。
批评的感悟失落久矣,有感悟的批评有血有肉,无感悟的批评徒剩筋骨,有血肉呵护,生气贯注,无血肉滋养,神萎形枯。鉴于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有必要重建批评的感悟,提倡有感悟的批评。问题似乎又回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但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而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更新,冲击的是日趋僵化的政治化的教条主义的文学批评,凭借的理论资源是西方20世纪以来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神话原型理论等一系列新的批评方法和模式,但这些批评方法和模式无一例外地都不重视对文学作品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感悟,只满足于演绎理论模式或对作品的形式作纯粹的技术分析,甚者以至视读者(包括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感受为一种“谬误”(即英美新批评派所说的“感受的谬误”),要割断读者与文学作品的联系,封闭文学作品作纯粹的文本(形式)分析。如此等等,对这些方法、模式的实验,虽然在一个时期造就了文学批评的短暂繁荣,但却未能留下多少积极的有建设意义的成果,相反,却培养了一种唯理论模式、方法技巧是从,不注重感性经验和审美感悟的空疏文风。今人好言批评的失语或缺席,其实,失语和缺席的是真正从感性经验和审美感悟出发的批评,相反,所谓“传媒批评”、商业炒作式的“批评”和由职业的或学院派的批评家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开展的文学批评,并不寂寞,甚至称得上众声喧哗,热闹异常。但问题是,这些批评在实现了各自的功利目的,满足了批评家的个人兴趣之后,既未能让文学批评真正成为“教人阅读的艺术”(克罗齐语),也未能对作家作品作出“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鲁迅语)的评价,使文学批评真正成为“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普希金语)。被西方人称为“第一个浪漫派批评家”的郎加纳斯认为,“一个敏锐而有修养的人”对文学作品的个人感受,能够判断文学作品是否是真正“崇高”的榜样,而且肯定了不同的个人对真正“崇高”的作品的共同感受具有判断的准确性和权威性。问题是,这些个体必须对文学作品具备足够的艺术鉴赏力。当今文学批评的感悟的失落,除了环境因素的影响,说到底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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