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为便于对胡风事件知之不多的读者理解本文，也为后面的讨论做一番引导，我们先将舒芜与胡风交往的始末，加以概略介绍。

　　舒芜于1940年底首先认识路翎，很快成为至友。但是路翎把他引给胡风，却等到1943年夏天。原因是，不久发生“皖南事变”，在周恩来安排下，重庆的著名左翼文人撤往香港以至缅甸等地。这样，等到1943年国共间情势缓和，胡风才回到重庆。

　　路翎从报上见着胡风抵渝的消息，第二天即进城看望，且要舒芜同去，并嘱其“将已写成的《文法哲学引论》等三篇，已发表的《释无久》篇，带去请胡风审阅”。此举显示，路翎看重舒芜的文章，并推想也应引起胡风的重视。当时的舒芜，连初出茅庐都算不上，是文坛门外之人。

　　果然，胡风对于这新见的青年，相当器重。尽管胡风扶植后进是一贯的，但他对舒芜的期望，大抵又不一般。这一点，只须看看所谓“胡风派”的构成，即可了然。在他的所有追随者中间，除去一个阿垅，更无其他长于理论和理性思维的人。“胡风派”在理论上的开拓与建树，一直以来靠着胡风自己。到舒芜前来相见时，胡风已经拥有了创作方面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路翎，假如理论方面也能罗致并驾齐驱的人才，意义则不待明言。

　　舒芜的确具有这种潜质。胡风以他对于不同才具的敏感，显然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对舒芜的推举，尤显尽力。舒芜携以拜见的三篇论文，《论存在》、《论因果》和《文法哲学引论》，胡风全部设法不久使之一一发表。就此论，舒芜此行收获，一举便与过去发表论文数量总和相当，而且刊物知名度远非过去可比，这理应视为他正式踏进文坛之始。

　　因此，说胡风于舒芜“如同再造”，似无夸大。除了实际提携，胡、舒之间也频有书信，内容自然主要集中在文艺与思想方面，彼此交流、沟通。但以当日年龄、声望的差别，在舒芜而言，这些交流、沟通，不免也被当做指导。这样交往了几个月，他们的关系有相当的进展，于是发生了《论主观》的写作。

　　谈胡风事件，就不能不提到《论主观》这篇文章。关于它的写作，《后序》几番谈到胡风和路翎的启发及鼓励，这些笔墨自某一方面看来恐怕另有所谓，而作为一般研究者，却主要是从中捕捉当时文艺界、思想界的信息，从这样的角度看，《论主观》的酝酿与胡风、路翎存有联系应属正常，否则反而不易解释。

　　《论主观》及《论中庸》之后，舒芜尽管仍在参与“胡风派”的评论以及论战，但若即若离心情已露。对1946年至全国解放这段时间，他自己的用词是“困惑和撑持”。所谓“撑持”，当然是无心恋战却又碍于情面，而为这种状况所苦。他说，“越来越感到力微效寡”，“内心的困惑，流露为失败主义的情调”。这种“失败主义的情调”，显然与审时度势有关。随着党一步步走向建立全国政权，舒芜越来越放不下因《论主观》陷入的漩涡，也就是他所谓“《论主观》刚一出来，就受到权威方面那样的打击”。在性格方面，我们可以肯定他不是一条好汉，而且恐怕也不像别的人，那样激于义气。虽然大家不免都在审时度势，但舒芜的不同是较多从自己感受出发，较少从友朋群谊出发。所以，1946年以来，他其实一直是悄悄地从“胡风派”引退，缓缓地拉开距离。

　　解放时，虽然未必刻意所致，但他与朋友们的地理距离，却远至南宁。在北京及上海，胡风及其拥护者们聚集在一起，舒芜则独自呆在南陲。这已经对以后的事有所暗示。在这样一个遥远的距离中，舒芜暗暗发生着“转变”。1952年，他先后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公开亮出“反正”姿态。胡风与舒芜从此绝交，乃至发生1954年舒芜随聂绀弩、何剑薰，不告而至造访胡宅，被臭骂出门的一幕。

　　4

　　从事情脉络上，现在已看得清楚：第一，胡风事件除了思想原因，没有任何别的原因。第二，思想原因则是指，“胡风派”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解放学说的认识和理解，也根据他们对于“五四”特别是鲁迅传统的认识和理解——上述二者在他们看来是一致的——主张一种文艺观，主张一种用文艺投入解放事业的方式，顺带着，还主张了一种革命者的实践与自我改造的理论，而这些主张，与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权威体系有不一致和相抵触的地方。第三，他们被要求放弃、服从和自我否定，然而他们没有直截了当、心悦诚服地这样做，而是做了一定程度的“负隅顽抗”。

　　事情无非是这样，再加上一些心理因素和一些人际关系的互动，到1955年终于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