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能分辨，历史向前推上几年，或向后推二十几年，例如上世纪30年代，和上世纪80年代之后，即使一模一样的“胡风派”存在，也不会导致那种结果。因此，胡风事件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他们不幸赶上了这样一段历史，从而成为悲情集体。这一点，也是一目了然。

　　但是，以上只是我们对这种历史最浅显的认知，所形成的反思也不费太大气力。而实际上，历史之所以能够积累起这样一个格局，先前就有漫长的道路。甚至于，事情的由来，也全非权威击碎异端那么简单，击碎与被击碎之间，本身含有极复杂而且密切的关系，有时候令人想到“共振”这个词。这需要从20世纪中国精神走向、价值选择、知识分子意识等辽远的方面求得解释，乃至要从中国历史与文化根基求得解释。舒芜的《后序》令人眼前一亮之处，就在于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深度，意识到了自己一生变化后面有一种历史的困境。

　　5

　　笔者近年有关现当代文学史人物的研究，对象几乎都是20世纪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这首先因为他们是一大现象，数量上平心而论占有优势；其次，在经历上，他们普遍比较复杂、曲折，有更深的内容值得思索。

　　单就人数众多这一点而言，就足以令人对20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奥秘感到好奇。对于左倾思潮是否占着主流地位，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是我们观察20世纪上半叶的学潮，很明显，几乎都是左翼现象或带有左倾痕迹的，这大概能够说明，在学生阶层中左倾是比较普遍的情形。当然，我们拿不出什么量化的统计数据，来显示学生中左、中、右各自的比例。不过，倘以文坛为例，这种对比却比较容易搞清。虽然从前文学史写作，对左翼之外的作家加以遮蔽，然而90年代后这种遮蔽渐渐打破以来，我们一方面看到过去文学史写作抹煞了一些人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发现，对这种抹煞的纠正，没有使文学史的基本布局发生太大改观，换言之，在现代文学史上活跃的、重要的、成就较大的作家，仍以左翼占着明显优势。

　　这应当是20世纪中国一个根本性的精神现象。

　　而在我做过的个案里，那些左翼文人的发展史，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出自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价值观，然后抛弃它，转而信仰或接近马克思主义。对这种有规则的现象，一般性地解释不难，但是堪称详尽、细密、深入而富于条理的个人心灵自剖，很少见到。到了舒芜《后序》，我才觉着看见了一份清晰的陈述。

　　舒芜虽生于“五四”以后的20年代，但那时乡间私塾仍授传统蒙学，加上方家(舒芜本名方管)是桐城派后裔、理学世家，所以他有旧学背景。这一点，跟前辈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等相像。

　　但是，一经接触新文化，这点“家学渊源”不论怎样悠久，也立刻被击溃。“后来读《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虞文录》和《狂人日记》，便能够懂得‘孔家店’里是些什么货色”，“新文学家们的流派异同，我不知道，只觉得他们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比理学有趣得多；后来回想，当然是新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思想，引起我的共鸣，同理学发生了矛盾。”所以到了初中阶段，他就形成了人生思想第一个阶段的四个支点：

　　一、反儒学；二、尤反理学；三、尊“五四”；四、尤尊鲁迅。

　　其中理路，易于理解，不必多说。

　　以下来到高中阶段。这时，他的思想又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也被概括为四个支点：

　　一、信马克思主义；二、并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三、反法西斯；四、尤反蒋介石政权在文化上搞的封建法西斯。

　　这转折是个关键点。很多从“五四”进展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其思想和内心逻辑，与舒芜所清理的线索相符，却很少把关系讲得这么坦白、原原本本，相反往往加以回避。例如郭沫若谈到自己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所强调的是思想、世界观的新生，并把它解释为对先前思想的抛弃，“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创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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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开让人困惑的细节不论，就主要方面讲，事情是清楚的：舒芜在一知半解、虚浮悬离或者“自主理解”的情况下，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从事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理论探讨。我不知道他这种情况，是否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但是，这样一来，他不仅在理论上，也在行动上把自己摆放到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实践的界域中，自然而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权威的审核与查验。这种现实处境，真实客观，无论他准备是否充分。

　　《后序》用“解放了”、“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决心检讨”和“检讨文章发表”，总计四节讲述他的转变经历。说实话，里面存在文过饰非的地方，尤为突出的一点是，他的转变，归根到底来讲，是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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