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讲的这些，又不能纯粹视为借口。这让我想到《后序》一开始对自己小时候受“家学”影响，就理学做功课的情形。从那里面我想到一个问题，道学家虽有虚伪透顶的一面，可是，当他研习那些虚伪透顶的道义时，他在内心却同时要假设、诱导和逼使自己进入一种虔诚心境，这样来完成他的颖悟和通融。舒芜的“从头学习”与此非常神似。一面，他明明是出于功利目的“改造”其思想，另一面，又确实在尽力参详其中的要义，把自己的意识扭转过来。就好像一个人打算去做他所不愿或明明认为不好的事，而千方百计说服自己，从不愿意到愿意，从认为不好到认为很好。

　　这样一来，他文过饰非的地方变得不重要了，他所展示的如何驯服自己心灵的过程，变得非常重要了，堪为我们研究的标本。因为当时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乃是普遍重要的时代事实，可是过去却没有人做过他这样细致的剖述，所以这段文字，实在也就有从他个人身上剥离出来的意义，成为一个客观观察的标本。

　　我们说过，《论主观》实际上导致了“并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的支点的崩坍，这于舒芜是一次精神的地震，也是一次顿悟。经此一事，他明确地说：“越来越发现权威方面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与我所理解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实在不可调和。”他的“不可调和”的意思，显然地，不是坚持“所理解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不可能和做不到的——只能是接受“权威方面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换言之，他在尚未解放之前，已经做出了决定。

　　这就是舒芜与“胡风派”故交之间的不同。带着这种不同，1950年9月他从南宁来到北京，睽违三年之后第一次重逢。他发现：“对于路翎他们还保持着知识分子某些自由思想、自由生活的习惯作风，我已经觉得看不惯。”“记得好像是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廖承志要约路翎谈他写的一个剧本问题，路翎与胡风谈论如何应付，语中杂以调侃嘲笑，我觉得这不像一个已经当家做主、干自己的工作的革命文艺干部应有的态度。”也就是在这样一种不同之中，舒芜朝着“揭竿”的方向走去了。

　　为了来到那一天，他对自己做了大量工作。

　　其中，包括在自己心里重写胡风的形象，以使将来的背叛显得合理。他在想，胡风在文坛那种“绝对孤立的状态，是不是注定不可改变的呢”？潜台词是，胡风本人对此要负多少责任？他尝试这么设想：“胡风是不是把文艺界总的情况看得太糟，把文艺界大多数人看得太糟或太差，才招致了这种孤立呢？”他还用事实告诉自己，远离“胡风派”以后，“社会接触面自然扩大，我也认识了一些文艺界的朋友，有的还成了很好的朋友，觉得与胡所说的情形并不相同”。

　　他检讨了与过去“对手”的关系。他也听说了周扬在《讲话》前后的变化，这竟使他对周扬突然有了一点亲近之感，甚至得到了榜样般的力量：“可见过去对我的批评中并无周扬假公济私修旧怨的成份；而且，周扬自己的那段经历，就证明了整风运动以及各种思想改造运动，的确是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要把人救活，不是要把人整死。我的思想障碍去除了，我非常兴奋。”

　　以上，只是给自己的变节寻找心理安慰。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从思想上“自我了断”。怎么个“自我了断”法？盖《论主观》之写作，归根结蒂来自于他本身的信念与主张，所谓“并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这个须不是别人强加硬塞到他脑子里的，所以无论如何，他只有跳出自我，斩断情丝，尽毁前识，才能走出困局。所以，他拼命为此做功课：

　　我反复思考：解放前我宣扬的个性解放，究竟对不对？我用毛泽东思想来看，站在改造者的立场来看，日益觉得它不是什么好东西，在实际工作中起不到好作用，非“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从这段话，真正看出了他思想的飞跃。因为单讲那个问题“对不对”本身，实际上他得不出“不对”的结论。因为他于“所理解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并没有发生变化。这个难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我用毛泽东思想来看”，“站在改造者的立场来看”。他本身的观点并没有变化，但是他聪明地觉悟到，可以通过“用毛泽东思想来看”加以解决。一旦不用自己的观点，改用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苦恼、障碍都化于无形了。这个打通思想的方式，带着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性质。他不是穷尽、反思问题本身的正谬，求理性的确认，而是承认现实，以现实明摆着的什么是最高权威来裁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他当年朦朦胧胧想到的“政治标准高于一切、以政治标准裁定和衡量思想、文化、哲学上一切是非和价值”。这样做，已经放弃了思想者的立场，但利益则是使自己从险境中抽身。

　　这就是舒芜的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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