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5月25日，《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长江日报》发表。立即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十三天后，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还加了重要的编者按。舒芜说：“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其实还有半句话，被他隐去了：“也是我所欣喜和庆幸的。”为什么呢？三年来，甚至六七年来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党报转载和加编者按的规格，证明他一直以来在蜕皮、茧变方面付出的努力，是对的、明智的。如果他当时知道编者按出自当年在重庆对他拍了桌子的胡乔木之手，也许会更加欣喜，尽管编者按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了“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的说法，使他“吃惊”，但这个“吃惊”想必更多该用暗自庆幸来解释。他仔仔细细、抠着每个字眼把编者按读来读去：

　　这些我都注意到了，根据解放以来的经验，我知道这种按语，用字遣词，是十分斟酌的，而且肯定来自比《人民日报》更高的领导。所以，总的来说，我还是觉得它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的体现。我读了这个按语，更决心继续沿着检讨错误、改造思想的道路走下去，而且自勉要提高认识，进一步认真考虑“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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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芜所完完整整展示的自己的转变过程，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方面，到目前为止，都还是独一无二的证词。应该说，就年代和经历而言大致相仿的叙述，我们已经读过不少。但是，或因个人认识程度不同，或因思路清浊不同，或因心态腹虑不同，没有把其中的关节脉络讲得这么到位。

　　凡是进入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做过舒芜所做的功课。一小部分人，是在延安先期做过；大多数人则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反胡风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等接踵而至的运动中走过这种道路。关于这些运动，以及当中发生的人和事，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定了解(虽然很不够)。但是，在表现于外部的遭遇以外，人们心灵上的遭遇，特别是如何从思想上去适应外部的变化，或者在这适应过程中自己如何应对、处理和了断，以我的印象，很少见到系统的反思。这方面，《后序》似尚为仅见。

　　我于《后序》看到了两点，一曰“剖白”，一曰“解剖”。前者，心意可解，但为我所不取；后者，我觉得是舒芜的一个贡献。

　　舒芜就是一个受“五四精神”感召，去实行精神探索的知识分子个例。但是我们看他走过的曲折道路，看他如何为激情支配、未经理性澄清即着手似是而非的思想活动，最后又看到他一旦面对巨大现实权威，忧祸惧难，矫志伪心，金蝉脱壳……这好像是个人品格问题，但在深处，难道不是我们文化传统的缺陷与不足所致吗？而且，他这例子，也恰恰令人震惊于，一个自视为坚信“五四精神”的人，如果衡以“科学”和“民主”意识，只堪言得其皮毛。姑且只说“科学”，真正的科学精神是什么？客观、理性、逻辑、唯实、独立；知一分事，说一分话，增则肥，减则瘦……科学的这些基本立场，中国知识分子真正能从内心遵守、何时何地都不弃不离的，迄今依然寥寥。

　　所以，《后序》好就好在现身说法，拿自己做了解剖，将那些来龙去脉原原本本供我们观看，而作为观看者，我们也得到一面镜子，去参照自己的面目。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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