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间诗派的兴起与发展　在语词的盛宴中“向死而生”

　　1992年初，福建省漳浦县。在一所面朝台湾海峡的石头房子里，陈道辉和几位同乡的诗人一起，把酒言欢、谈诗论道之间，创立了“新死亡诗派”。这个高举“新死亡”旗帜的诗歌团体，在此后的日子里，以一种与“传统”对抗的民间姿态存在并坚持着，在诗歌创作中进行“胆大妄为”的语言探索，在诗歌界刮起一股“黑旋风”。

　　10多年过去，“新死亡诗派”紧紧拽住“死亡”和“语言”，终于杀出一条“血路”。“其冲击锐气、解构跨度，实为第三代诗后又一小小涌浪。他们先锋的路径，难免被误认为是某种异端，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结社、豪饮、印刷、发行。为一个词语怄气，为一首诗翻脸。白天忙于生计，晚上争做诗的帝王。在游散的民间草莽中，喧闹着一路张牙舞爪的‘绿林’。”评论家陈仲义这样评价这个群体的存在。

　　而作为“新死亡诗派”的掌门人，道辉对诗歌语言的无止境探索，以及他为诗歌普及所做的种种努力，正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今年，他刚刚获得《十月》文学新锐人物奖，“道辉的诗歌以语词的狂欢，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繁复、迷离却又流光溢彩的梦境。正是得益于这种虚实之道，道辉才能从容应对与时间和生命的对话，并且因超脱而成熟。长期以来，道辉用他丰富的诗歌创作为诗坛增光添彩，同时他还是一位极富奉献精神的文学活动家，为繁荣多种风格的诗歌创作起到了卓有成效的推动作用。”授奖词这样写道。

　　“天下大概没有哪个诗人能像他夫妇般地沉迷与投入到诗歌事业中，在并不太宽裕的境况中，诗歌被他们摆在人生第一位。”一位诗友如此评价道辉和阳子这对夫妇，这对“新死亡诗派”的主心骨因诗歌结缘，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为“新死亡诗派”的发展和壮大投入了旁人难以想象的时间、精力，以及金钱。

　　“那个时候诗歌比较沉闷，开始提倡个人化写作。我却去团结一批人来写作，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说起当初创立诗派的缘由，道辉有些唏嘘，“我们觉得‘死亡’是个极端先锋的词语，再加上一个‘新’字，就有一种复活、对未来的期待等等涵义。”这个从阅读普希金诗选后走上诗歌道路的诗人，此后可以说是把全部的热情都献给了诗歌。

　　“印一本诗集大概要5万元左右，如果再配套开个研讨会，就得十来万的花费了。”道辉算了大概的一笔账。从最初的油印刊物、对开大张报纸，到由出版社公开出版的诗歌专号，再从1997年之后开始的一年一本的《大型诗丛》……从诗派创立之初开始，道辉在诗歌上的投入就没有停止过。每一期的《大型诗丛》，除了出版印刷的费用，他还要免费邮寄给各地的诗人或者评论家，至今已出版十四期。诗派还不定期举行研讨会:1994年首届新死亡诗派研讨会，1995年第二届新死亡诗派研讨会暨首届漳州市新诗会，1997年南方诗会暨第三届新死亡诗派研讨会，2000年诗语言对话暨第四届新死亡诗派诗会，2003年福建广东新疆三省暨第五届新死亡诗派年会，2004年诗写会议暨新死亡诗派年会，包括今年的“首届八闽民间诗会——盛典·2009福建诗歌漳州论坛”……在这些诗歌的“民间狂欢”背后，都有道辉以及诗派成员的个人投入。

　　“民间诗派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可能就是经济问题，”道辉说。最初在《厦门文学》担任诗歌编辑时，他把自己的工资全部投入了诗丛的印刷和推广。后来，因为身处改革前沿的福建，随着时代大潮而动的他开始进行各方面的尝试:开过一家名叫“新语词”的书店，一直关心道辉和阳子的诗人舒婷专门为之题字；还开过一家名为“甜卡车”茶楼，除日常营生之外，为诗友的聚会提供场所；此外，他还和朋友办过夏令营，卖过二手渠道的书籍，赚钱来出诗集“以书养书”……而这些奔波忙碌，“百分之百都是为了诗歌”。道辉说。

　　这期间经历的种种艰难，道辉仍历历在目:第一期《大型诗丛》出版时，找的是漳州唯一的一家印刷厂，因为流派命名太过“先锋”，诗丛差点流产，道辉只得托人帮忙。“我还记得那本书的扉页和尾页都是用的黑色纸张。就像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我们想表明这样的立场。”他说。而这所有的付出背后，有着妻子阳子的支持。“我跟阳子在一起很少谈论诗歌，都是说怎么做生意。虽然我没有给她写过一首关于爱情的诗歌，但我出的每一本书，都是献给她的。”道辉说。

　　在如此不计个人得失和不遗余力的推动下，“新死亡”的努力和追求在被逐渐认可。“《大型诗丛》代表了中国现代诗顽健的生命力，我从你们的坚守中看到了新诗的希望。”诗人谢冕这样评价第一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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