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北京打击“行业恶霸”的故事

　　解放初期，从北京的恶霸势力看，有四郊的地主恶霸；有盘踞在某一繁华地区的地区性恶霸；有称霸于某个行业的行业性恶霸。其中，又以行业性恶霸最为严重。

　　行业恶霸的形成历史久远，起源于“牙行”，而后渐渐演化成祸害一方的“行霸”。所谓牙行，就是中国旧时城乡市场中为买卖双方说和交易，并抽收佣金的行业。

　　“牙帖”是牙行经营时用的营业执照。明清时期，牙商要呈官府批准才能领取，领了“牙帖”才能营业。“牙帖”大致分为上、中、下三等，按时换领。帖费在乾隆年间，最高为三两白银。后因官商勾结渔利，弊端很多，到辛亥革命后，各省发帖办法更加混乱，帖费也提高很多，一等帖费竟高达2000块银元。“牙商”要按期交纳“牙税”。

　　而“牙税”则是中国旧时政府向牙行所征的费用。牙税在明朝时即为一种杂税。清朝时牙税有营业牌照税性质的常年税，此外还有牙捐。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继续征收，税额提高了很多。国民党政府曾于1934年年底宣布废除，但未能实现；1941年开始，国民政府将牙税并于营业税征收。直到解放后，经过打击行业恶霸，这种牙行、牙帖、牙税才算彻底得到废除。

　　行业恶霸中与老百姓生活最息息相关的是“菜霸”。

　　北京菜市的牙行刚一出现即与恶霸、地痞、流氓结为一体。开始，他们勾结封建官僚，掌管地面的巡缉，在人烟稠密、农民卖菜聚集之地，强行包揽代卖蔬菜，然后批给小贩，从中抽取佣金。菜农如果不从，轻则将其蔬菜抛散、捣毁，重则遭到殴打，性命难保；倘若告到官府，不但无济，反而会被压，甚至是反坐。

　　渐渐地，官、霸狼狈为奸，肆无忌惮地剥削卖菜的小贩，欺压菜农，然后彼此“分肥”。

　　清咸丰年间，由于各菜市恶霸势力不甚均衡，“靠山”有大有小，所以常常尔虞我诈，相互吞并，争夺地盘。后来一些得势的大恶霸要巩固既得利益，不想长期争斗下去，以期永远把持菜业，于是，他们变争斗为联合，买通地方官府，由地方官府以“这些牙纪管理菜市对物价有利”为由，呈请皇室发出诏谕，由顺天府责成大兴县、宛平县(今卢沟桥)，按照所辖地界，承认菜业牙行，发给蔬菜牙帖，征收牙税，并美其名曰：“给官家当差。”

　　从此，这些恶霸、地痞流氓、打手摇身一变成为封建统治者的“鹰犬”，取得了合法地位。他们视“牙帖”为无价之宝，世袭承替，依靠它来搜刮民脂民膏。到满清中叶，又由“牙帖”改为“帖贴”，以包税的方式取得牙帖，仍然掌握着蔬菜交易。

　　清末，北京最大的菜市是南城的菜市口，但多数的牙行都在菜市口站马路，没有固定的摊点店铺。相沿至民国初年，由于城南宛平县一带种菜者甚多，菜市渐渐扩大，转移至广安门。牙行也有了自己的店铺，建立起固定的菜行。

　　发展到民国中期，牙行又加入了总商会，名义上为提高其身份，实际是助长了其剥削人民的“本钱”。在牙帖上，明确规定佣金为3%，而“菜霸”却抽收佣金10%，后来因为种菜的农民日益增多，菜农们不甘心受“菜霸”的欺压，北京四郊的菜农们自动成立了一个“园行”组织，想以此抗拒牙商们欺压卖菜人的野蛮行为。

　　“园行”组织代表农民提出一些要求：在抽取的10%的佣金内返给卖菜人2%；在青菜繁多季节(立夏到夏至)返回农民3%；要求卖菜人晚上运来菜时，菜行应安排住宿，并准备被褥。

　　作为牙行，因本身并无物资，只靠给人作介绍，从中提取佣金，所以不敢拒绝“园行”的要求，因为一旦有所违抗或者发现有的菜行有欺压卖菜农民的行为，所有种菜的农民便联合起来，不供给此菜行青菜。

　　在这种情况下，牙行们只好转移目标，向前来买菜的小贩们和腌制酱菜的小店克扣。他们的手法繁多，或少给分量，或抬高价格，或将青菜浇上水甚至用水缸将菜浸泡一夜增加分量，或用行话暗语骗人，或用瞒天过海之术……

　　其中有一种就是牙行们想方设法与投机小贩勾结，遇有新来的菜农卖黄瓜一千条，牙行当面给小贩数货时却只有九百条。原因是牙行们已事先同这一小贩勾结好了，数货时故意用障眼法将卖给小贩的一千条黄瓜数成九百条，反诬菜农运来的黄瓜不够数，事后菜行再将一百条黄瓜钱从小贩手里扣除，双方平分。菜农不知有诈，只好自认倒霉。

　　菜业牙行所用的人，大多数均是地面上的巡缉和官府的差役，他们给牙行撑腰。牙行里，负责掌秤的、数货的、写菜帖的、看货的几乎都是亲戚关系；还雇有打手、地痞流氓，相互利用，狐假虎威，无恶不作。

　　北平的菜市牙行制度从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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