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开始普遍陷入一种建设国际大都市的亢奋之中，城市意象被设计为言说高尚、完满、国际化的代名词。许多区、镇一级政府办公楼金碧辉煌，省级甚至地级的城市纷纷打造起了华丽的歌剧院，至于由大片绿地和喷泉、碑坊、雕塑构成的气势恢弘的城市广场，更是几乎每个中等以上城市必不可少的形象工程。这些努力都指向一个目标：为城市制造出一种合乎“国际大都市”理想的完美意象。

　　在这些奢华夸张的城市意象建设的过程中，城市的文化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典型的变化是：它在重新筛选属于这种城市意象的市民。在许多豪华项目打造之前生活在原地的人们被迁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搬进了远离城市中心的安置小区。由此我们看到的是，城市底层的平民在格调高雅的城市新天地中成为边缘人。因此，有人曾经批评某大都市提出的建设“最佳人居城市”的目标应该添一个字，改为“最佳富人居城市”。

　　这种千篇一律的“国际化大都市”理想一方面在毁灭着城市的传统和个性，另一方面也伤害了部分不合乎“理想”的人们。而问题在于，恰恰是这些不合乎“理想”的人才是真正生活在城市中并且为城市赋予活力的人。

　　学者秦晖曾多次谈及他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平民权利的看法。“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言论，1.4亿农民工进城，却没有出现‘贫民窟’，创造了‘奇迹’。可是接下来我觉得他就应该解释，这些人没有住在贫民窟，那住在哪呢？”

　　这里值得一提的一个特例是广州。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最为迅速的大城市之一，长久以来以它多种文化杂陈的形态被大家称为中国“最平民化的城市”或 “非城非乡”的城市。广州的“城中村”最为典型地表现出了广州文化的杂多性。城中村是本地乡民、外来移民乃至小偷、卖淫女、“飞车党”等杂处的地方，他们与大学、商业区、高级写字楼毗邻共处。尽管城中村衍生出许多环境、治安之类的社会问题，然而城中村的人们却在其中以各自的方式共同构成城中村独特的城市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不断生成整合的身份空间，表达着人们对于城市与生活方式的想象与确证。它们在不经意间共同创造了广州这座城市的一个城市意象，这个城市意象无疑是更复杂更生动的：一方面它让广州展现出更为真实与鲜活的城市魅力；另一方面，城中村的人也得以在这一过程中确证他们在城市中的位置。

　　然而，即便是包容性强的广州如今也未能抵挡住大都市景象的华美诱惑。2007年猎德村的改造宣告着广州城中村存活的前途艰险。当崭新时尚的城市CBD整齐划一地跃出，广州这个城市不同文化群落之间杂处的关系也面临着日趋严峻的挑战。

　　西方城市化进程中曾经出现过法国奥斯曼式的“大迁徙”，动用国家权力将城市贫民彻底驱赶。可这一方式显然不符合城市发展的正常形态，任何一个健康发展的城市都不可能只是一个完美的镜像。时至今日，欧美城市的主要城区中都存有贫民社区，穷人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城市中。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底层人民也同样拥有在城市中居住下来的权利。而当下中国正在复制的却是一条已为人摈弃的奥斯曼式的道路。一系列的城市改造计划以“改善生活条件”、“美化城市景观”为由大兴土木，不仅挑战着城市人群的生存权利，更破坏着城市中本应多样的生活形态与文化生态。

　　因此，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城市新移民如何能在城市中生存下来并最终融入城市，是我们亟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城市文化研究而言，城市亚文化生态圈长久以来一直被排除在人们的观察视野之外。可中国独特的城市发展的现况却是，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形成着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国当代城市不可避免地遭遇着更加复杂的文化生态。千千万万的人共同生活在城市中，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喝同样的饮料、穿同样的服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属于同一个社会或同一种文化。恰恰相反，不同的文化群落共生于城市之中，他们之间因认同的差异而形成的隔阂乃至冲突是当代城市文化生态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对于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而言，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在共同生存且别无选择，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共同生存。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在面对我们能否共同生存这一问题时提出，我们能否共同生存“全看我们是否能认识到我们共同的任务是把工具性行动和文化认同结合起来，看我们每一个人是否都能成为主体，是否能制定以保护我们作为主体的自主生活的要求为主要目的的法律、制度和组织形式”。

　　因此，承认文化的多元性乃至杂多性是我们正确认识当代城市文化的首要前提。从这一前提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在多元文化的现代城市生活中，任何试图缓解文化冲突的努力都不可能脱离对主体性的承认。如果不遵循一个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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