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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风声》时，总在想，如果“老鬼”是司令的副官兼男宠白小年，这戏可就有的看了。中国人认为“枕边风最硬”，打探机密最方便的也是枕边人。谍战片中的美女间谍少有能保住清白身的，在这种故事里女人的角色就是安置在枕边的定时炸弹。《风声》中的司令既有断袖之癖，美女间谍自然无从下手，那就投其所好安排一个男旦出身的侍从官也不错，反正在翻拍自反特电影的电视剧里已有地下党用男性魅力征服敌方女上司的先例，再往前走一小步就是地下情报的断臂山之战，估计昆曲在传播密码信号方面的功能总不至于比唐山皮影戏差吧。张涵予仍可保持他的老枪身份，想想看，如果密室里换成白小年与吴大队长十指交握泪眼相对，给观众带来的观影刺激不比血浆和惨叫来得强烈？

　　这个想法自然没法实施，虽然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了很多(比如彻底抛弃了“地下党”的叫法，而改为“地下抗日组织”)，但《风声》并不像宣传的那样，是谍战电影，它的人物形象太单纯，反派不是孬种就是变态，正面人物像水果摊上摆在头排的果子一样光洁美丽。这个总原则大概在十年内不会有多大改观，甚至女地下党的形象会越来越美丽。

　　旗袍无疑增加了女性的美。自从《花样年华》在银幕上开了一个旗袍博览会之后，影视剧的造型师们或多或少都变得有点旗袍腔，任何一部以民国为背景的电影发行前后总有“达人”总结电影中出现了几套旗袍，顺带评点女演员的旗袍风姿。旗袍似乎成了“中国式情色”的必备元素，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二层皮肤”一般把身体裹得曲线毕露的旗袍，正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烟花女子的经典装束，所以在《神女》中一看到阮玲玉房间墙上挂满了各色旗袍就知道她的职业了。《色·戒》首创了女特工双手反绑被按在床上的情景，让旗袍的情色功能登峰造极。《风声》里的黄晓明身穿和服依次解开李冰冰的衣扣，十足的性暗示被做成一场庄重的仪式，在这里直上直下的衬衫纽扣肯定无法媲美旗袍扣袢独特的弧度，“裸体量身”云云也成了电影的一大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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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声》没敢打破人们要求革命者的道德底线，周迅除去“娇气”的面具之后，讲起抗日救亡的大道理也是一套一套的，她把情报缝在内衣上，确定拷问后还会给她留着内衣，足见对敌人的人格还是有信心的。在价值标准上，电影只是释放了对吃喝玩乐的态度，不像老电影中的地下党对工作要求的物质享受必须时刻保持警醒和原罪态度。

　　1958年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纱厂女工何兰芬接受的新任务是要离开工厂，扮成“太太”，第一次试穿旗袍时，兰芬一定要不自然地用手拉扯旗袍领子，表现旗袍带给进步女性的不适；在成熟的地下党李侠的劝导下，她必须学习腐朽堕落的打麻将技术，学会后如释重负地说了声“和了”，还得抒发党让干啥就干啥的感慨。碰巧在陈碧兰写的回忆录中也曾提到利用麻将牌局做掩护的事，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恐怖局势下，中共做接头和开会之用的中上层机关都布置成中产阶级家庭的样子，客厅里必有一张麻将桌，四人围坐打牌，周围数人观牌，是很好的掩护手段。但麻将是一种技巧性很高的活动，经常玩就会上瘾，到后来已不仅是开会时的掩护，而成为娱乐游戏，“愈到上层，‘打麻将’的风气就更普遍”，到那时，可能已经分不清是麻将掩护工作还是工作掩护麻将了。

　　革命既然发生在社会里，革命者身上带着各种社会印记本来不足为奇，宣传却一定要让他们一尘不染、百毒不侵。在上世纪60年代的《烈火中永生》里，江姐虽然也是知识分子，却必须爱穿粗布衣，觉得丝绸旗袍“真是别扭极了”。有一次在电视节目中看到采访与江姐共事过的烈士后人，提到江姐性格开朗泼辣，做旗袍喜欢大花大朵的，不喜欢碎花。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里，女子爱打扮总不是好事，让人接受一个穿大花旗袍的江姐还真有点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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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银幕上的新一代地下党幸福多了，他们可以自在地抽烟喝酒、跳舞打牌，面对花花世界不必特地表现“犯罪感”，但他们有了新的任务———惨叫。在过去的电影中，革命者一受到严刑拷打就乐声大作。“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有“钢铁意志”的人会不会因疼痛而惨叫呢？这个问题太复杂，回答错了还会带来更大的麻烦，让悲壮的背景音乐来说明问题算了。

　　所以在那些红色经典影片中，总让人觉得革命者被捕后，那些军统特务虽然表面穷凶极恶，实则左右为难，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才好。拷问江姐时用的最毒一招是在她两边架起火炉，用酷热逼她招供。按照卫生常识，人在持续高温缺水的情况下很快就会中暑昏迷，送命的可能性都很大，一旦昏迷刑讯就没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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