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焦”的“文革”时期，文学直接被当作“斗争”的工具，彻底沦为“政治”的婢女和权力的附庸，除了那些处于地下状态的充满活力的“潜性写作”，除了《艳阳天》在塑造“边缘人物”上偶尔表现出的技巧和能力，其他值得谈论的作品，实在不多——在这个可怕的文学荒芜期，中国文化正遭受着空前绝后的破坏和毁灭。1976-1989的“新时期”文学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复苏气象。诗歌是获得解放的人们表达情绪的最好手段，也是这个时期最活跃的文学样式，而并不朦胧的“朦胧诗”无疑是当代诗歌史上最灿烂的篇章，因为它不仅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痛苦和渴望，而且还在对生活的反思上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尖锐和深刻；小说创作方面也出现了许多个性鲜明、才华横溢的作家，产生了许多令人欣喜和振奋的佳作，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人到中年》、《人生》、《棋王》、《黑骏马》、《北方的河》、《老井》、《受戒》、《李顺大造屋》、《爱，是不能忘记的》、《公开的情书》、《鲁鲁》、《三生石》、《芙蓉镇》、《黄河东流去》、《人啊，人》、《活动变人形》、《古船》、《平凡的世界》以及《人妖之间》、《随想录》、《走向混沌》和《干校六记》等，这些作品或沉郁而厚重，或尖锐而真实，或精致而优美，给“八十年代”的读者留下了美好而温暖的记忆；这个时期的“先锋文学”，多有模仿，而较少独创，虽然致力于形式上的“实验”，但其成绩，并不很大。1989-1999十年的文学，虽然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新时期”文学的延续，如《白鹿原》、《一百个人的十年》等作品其实就是“新时期”的文学之树结出的果实，但是，整体来看，这个时期的文学却呈现出与"新时期"文学完全不同的样态——这是一个复杂的“市场化”的文学时代，许多作家放弃了“80年代”的启蒙精神，显示出从社会化叙事向“私人化写作”的转向，显示出从“介入性叙事”向“零度叙事”的下移，过多地表现了转型时代的玩世不恭的“玩主”习气和“活着就好”的生存哲学，——从写作的超越性和启蒙性等角度看，这个时期的叙事文学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性和影响力，甚至降到了1976年以来的最低点。当然，这并不能遮掩王小波的随笔、韦君宜的《思痛录》、邵燕祥与何满子等人的杂文、张承志以及史铁生等人的散文写作的光芒——他们的作品成为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收获，尤其王小波的随笔更是表现出当代启蒙写作前所未有的成熟和深刻。
1999-2009属于“新世纪文学”，在这个时期，文学虽然进一步市场化，“80后”成为媒体和市场炒作的新的热点，而一些"著名作家"的写作则严重地表现出“消极写作”和“反文化”的性质，但是，“底层写作”和“打工文学”却以令人震撼的尖锐和真实，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艰难境遇，叙述了进入都市的“农民工”的痛苦经验。本来，充满散文气息的文学环境，是不适合伟大的诗歌产生和成长的，但是，老诗人白桦的《从秋瑾到林昭》却横空出世，峣然独立，仿佛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闪耀着照亮大地的灿烂光芒。小说创作数量很大，佳作也多，《羊的门》、《沧浪之水》、《农民帝国》、《圣天门口》、《藏獒》、《水乳大地》、《小姨多鹤》等长篇小说以及《那儿》、《国家机密》、《姑父》、《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豆汁记》、《罗坎村》等中篇小说，无疑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收获。纪实文学的写作是这个时期文学最大的亮点和收获，《昨夜西风凋碧树》、《中国农民调查》、《夹边沟纪事》、《聂绀弩刑事档案》、《寻找家园》、《墓碑》和《寻找黛莉》等一批影响巨大的作品，或揭历史之秘，或诉现实之痛，不仅显示着这一阶段纪实文学的活力和实绩，而且昭示着关于文学写作的基本律则——真实是文学的力量之源，只有勇敢地直面历史的幽暗和现实的疼痛，文学才能产生深入人心的力量，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艾略特说:“没有任何东西比自我高度评价的愿望更难克服的。”为了客观地认知和评价我们时代的文学，我们固然需要发现“价值”的研究，但更需要克制“自我高度评价的愿望”，要慎用少用“最好”、“最高”、“辉煌”、“经典”等标签，更应该致力于对问题的发现和分析，因为，正是这种尖锐的质疑性的批评，才有助于我们克服文学领域的无视现实、流于幻想的“包法利主义”，才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的局限和残缺，从而最终摆脱幼稚的“不成熟状态”。尽管这样的否定性批评有可能被别人误解，被谥之以“骂”的恶名，但是，批评本来就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就是一种充满风险的艰难事业，又何忧哉，又何惧哉！
作者：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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