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时，王先生饶有兴趣地讲述了在追索文物中得到“宋氏兄妹”帮助的情况。收购郭觯斋藏瓷时，郭的后人同意由公家收购，但经费没有着落。正在无法进展之时，一天王世襄接到朱启钤的电话，告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将要来访，让他赶快把办理杨宁史青铜器和郭觯斋藏瓷多方受阻的经过，写成“节略”，等宋来时当面呈交。后来宋子文看到“节略”，表示马上办理。最终郭觯斋藏瓷由宋子文批准出资收购，从郭家运到故宫，存入延禧宫库房。存素堂丝绣原为朱桂老购藏，后经张学良介绍，在得到今后不能卖给外国人的承诺后，以20万元的价格售与东北边业银行。“九一八”事变后，这批丝绣被伪满定为“国宝”。1946年5月，长春被解放军包围，朱启钤担心丝绣被战火毁掉，忧心忡忡。一天傍晚，他打电话让王世襄速来家中，告诉他宋美龄经北平到东北，让他赶快用“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和王世襄个人的名义，写一个呈文，极言这批丝绣的重要，请宋美龄帮忙转移到安全地点。王世襄照此办理，呈文送给桂老，桂老略作修改后，让王世襄重新誊抄了一遍。桂老设法转交宋美龄。后来，在宋美龄的干预下，这批丝绣被空运到京，存放进中央银行保险库。

　　1947年2月，经过长途跋涉，王世襄将被日军劫夺的107箱善本图书运送回上海，郑振铎派谢辰生、孙家晋到码头迎接。所有交接手续办理完毕后，3月初，王世襄到一直心向往之的故宫博物院报到，担任古物馆科长。1948年6月，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院长马衡派王世襄赴美国、加拿大参观、学习。1949年8月中旬，回到故宫。这时，距离新中国开国大典不到两个月。

　　1952年，正在广西南宁参加土改的王世襄和其他故宫人员，被急电召回。下火车不准回家，在故宫暂住一夜，次日晨全院人员分送东岳庙、白云观参加“三反”运动集中学习。因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的身份和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王世襄成为故宫“三反”运动中重点清查的对象，理由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并且还勒令他揭发院长马衡的问题。在东岳庙轮番“轰炸”四个月后，又被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拘留审查10个月。王先生回忆说，在看守所他是38号，有一天听到喊“56号”，声音颇像同样被审查的朱家溍，此后几次听到应声，知道老友也到了看守所。出狱后两人见面，谈起遭遇，朱对王说:“你是38号。”

　　审查结果，没有贪污盗窃问题，释放回家。但谁曾想，却收到原单位公函，被开除公职，令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在家养病一年后，王世襄到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后来吴孟超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想把王世襄调回故宫，“音研所”两位所长不同意，王未表态，最终未成。但吴院长看重王世襄的才华，发给他三个聘书。后来，王世襄在“音研所”被划为右派，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到中国文物研究所工作，但随后而来的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王世襄的“故宫梦”就此打住。谈到这段不公正待遇，王先生说:“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个转变，故宫把我开除了，我只好把终生为故宫服务的志愿，改为终身研究中国文化。”

　　经历了“三反”和“反右”，王世襄坚定了“自珍”的道路，即“更加严于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

　　一个归宿

　　芳嘉园小院是王家的老宅，本是一个环境幽静的庭院，朋友相聚，甚得乐趣。“文革”当中，小院成为八家人居住的大杂院，只可惜了王先生所藏的明清家具。黄苗子夫人郁风曾写道:“那些本该陈列在博物馆中的精美明式家具竟然是挤在一堆，高条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面是矮几，一层一层套着。光滑而显露木纹的花梨长方桌上，放着瓶瓶罐罐，吃剩的面条，半碗炸酱。紫檀雕花、编藤面的榻上堆放一些被褥，就是主人就寝的地方了。大书案边上的坐椅竟然是元代式样带脚凳的大圈椅，而那结构精美的明代脸盆架上搭放着待洗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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