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后，小院中的居民搬到日坛公园搭帐篷居住，王世襄不愿离开他的这些宝贝，干脆躺进紫檀大柜睡觉，而且还不怕“屋破雨漏”。

　　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堆放这些家具的三间北屋后墙，正是后院五家住户所搭的小厨房的后墙。这些小厨房都用油毡覆顶，距离北屋房檐只有三尺，一旦有一家厨房不慎失火的话，北屋连同这些历时数十年收藏的明式家具都将付之一炬。此外，房管局安排搬来的住户，是一个白铁匠，整天打铁、焊洋铁壶，他的老婆则捡拾垃圾，堆得满院都是。面对如此境况，王世襄多次到街道办事处、房管局和文物局反映，有关部门派人查看后，送来几个灭火器，实质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只有考虑搬家了。恰巧此时，上海博物馆修建完工，且辟有专门的家具展厅，只是没有一件家具可供展出。几经辗转，香港的庄贵仑欲购买王世襄所藏明清家具，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以纪念他的先人。王世襄明确表示，只要出资者购买所藏家具后一件不留，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同意这个条件，收入《明式家具珍赏》中的家具他也一件不留，而且不讲价钱，只要对方所出资金能够在北京购买一处居所就行。最终各遂心愿。1993年，庄先生买下王世襄所藏79件明式家具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而王世襄也用庄先生所出——仅是当时国际行情的十分之一的资金购买了位于芳草地的新居。当然，最让王世襄感到欣慰的，是这搜集了40余年的79件心爱之物有了一个永久安定的家。

　　谈起这件往事，王先生说，若按当时与庄贵仑的约定，自己所藏四把一堂之牡丹纹紫檀大椅，只有一把两次出现在《明式家具珍赏》图录中，其余三把完全可以按照约定不必捐献出来。而他不愿拆散它们，四把明代精品摆在一起实在难得，因此便毫不犹豫地全部拿出捐赠了。此外，《珍赏》中还有一件“黄花梨小交杌”，并不算在捐赠数中，因这之前已把它送给杨乃济先生了。几年后，杨先生又将这件家具送还，王世襄又无偿捐给上海博物馆。这样，上海博物馆所展出的俪松居主人旧藏家具就成了完整的80件。

　　另一个归宿

　　王先生夫人袁荃猷女士，自幼受传统文化滋养，有幸师从汪孟舒先生学习书法、绘画和古琴艺术，并得到著名古琴演奏家管平湖的悉心传授。1940年，在燕京大学教育系读书的袁荃猷为准备毕业论文，打算编一本中小学国画教材，因为没有合适导师，教育系主任周学章介绍她去找王世襄指导。这是他们爱情的开始。王世襄到李庄营造学社后，两年时间里从未停止过给留在北平的袁荃猷写信。1945年冬，两人喜结连理，并从此共同走过了琴瑟和鸣、相濡以沫的58年的婚姻生活，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和同喜共忧。

　　谈到夫人，王先生讲起两则笑话。干校期间，因有同志劝告袁荃猷“向组织坦白王世襄的问题”，而她始终认为丈夫抗战后清理追缴文物的事情清清楚楚、对工作满腔热忱却遭遇不公，长时间的焦虑患了精神分裂症，病倒在团泊洼干校。1972年，几经周折，在咸宁干校的王世襄才被批准可以前往探亲。不料，就在他到达团泊洼的第二天上午，军宣队团部发来三封加急电报，令他“速返”！他只好立即返回咸宁。事后三个月，他才弄清楚原委。原来，军宣队从报纸上看到黑格访华，因怕王世襄与这位美国高官联系，故急电将他召回干校。王世襄先生笑着说:“军宣队实在是太抬举我了。别说是‘黑鸽’，就是‘白鸽’我也不认识！”

　　1983年，王世襄被确定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报纸上刊登名单时，误将王世襄的“世”字印成了士大夫的“士”。王先生说:“看报纸时，我老伴儿在一旁说:‘甭说是错了，就是写对了也不是你。’”

　　王世襄回忆说:“荃猷深明大义，在工作上对我的帮助，尽人皆知。思想上的帮助尤为重要。我被文物局、故宫开除后，她提出一定要坚强，对能否坚强的道理，更是一语中的。她说:‘坚强要有本钱，本钱就是自己必须清清白白，没有违法行为，否则一旦被揭发，身败名裂，怎还能坚强？！你有功无罪，竟被开除公职，处理不公问题在上级，因此我们完全具备坚强的条件。’我们从此时起探讨选择今后要走的一条正确人生道路。”

　　2003年10月29日，夫人袁荃猷去世。回忆旧日生活，王先生深感对不起夫人。他写了多首诗，悼念夫人，追怀他们共同走过的人生岁月，如:

　　君刻大树图，我赋大树歌，

　　相濡复相勖，岁月期尚多。

　　一朝先我去，余生待若何！

　　五十八年多祸患，

　　苦中有乐更难忘。

　　西山待我来归日，

　　共赏朝霞与夕阳。

　　而今，两位长者都离我们而去。

　　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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