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倒退，进入过去。”不知道为什么，听到塞林格去世的消息时，我突然想起了菲茨杰拉德的这句话。

　　也许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在听到塞林格死讯的那一刻，浮现出的第一个念头竟是：他原来还活着？可是没有谁的一生能拥有第二个塞林格，在欣喜于他拥有如此隐秘而漫长的生命的同时，91岁的老头儿也告别了这个世界，不复存在——就像他在书里所说的那样，成功地装扮成了一个聋哑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再和他进行什么愚蠢而无用的谈话了。

　　和许许多多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一样，我的《麦田守望者》版本来自于译林，封面上是一个男孩忧郁而俊美的脸蛋。当我重新从书柜里抽出这本薄薄的小说，突然咬牙切齿地想，我们这个肮脏的时代，终于要被迫面对诸如青春、忧愁、叛逆、迷惘这些早已被扭曲成矫情的词。

　　同样，和所有荷尔蒙过剩、肾上腺素发达的文学小青年一样，这本书成了我青春期的必修课，和《了不起的盖茨比》、《百年孤独》，以及后来的《挪威的森林》一起，将那点儿倚仗年龄而可以随便多愁善感的资本榨干耗尽。有趣的是，当我已经过了青春期，甚至已经厌恶并拒绝再看校园青春题材电影的时候，再回头读霍尔顿和盖茨比，却发现那些躁动、空虚以及牢骚、困惑完全和年龄无关的一点也没减轻。

　　有评论家说，其实当年塞林格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搅局的本事，远不如其他一些美国作家(如福克纳)来得大。据说此书在60年代就已翻译引进，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引信燃烧了20年，到了80年代才在中国引起了轰动。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更准确的译名应当是“麦田中的捕手”，因为当时中国人并不了解棒球运动，译者才意译成了“守望者”——也许该感谢译者，让每一个读过的少年了解到“守望”这个词的美妙。

　　有时候我会想，其实塞林格笔下的时代和阶层，和中国现实其实没什么关联。你看，故事的背景是冷战初期处于右倾政治和保守派生活方式高压下的美国，主人公小霍尔顿出身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而中国直到21世纪才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浮出海面，橄榄型社会有了个雏形。

　　如霍尔顿一般叛逆的逃课少年，在中产阶级集结以前的中国，大概更多地漂浮在农村和县城里。我们所享有的成长文学，大部分并不一定来自于城市，而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又或是此后在城市化进程中日渐凋敝的县城。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中间的许多少年，会对贾樟柯的电影产生极大的共鸣——他的《站台》、《小武》，恰恰就是我们看似和城市没什么两样，但又似乎更为灰暗的成长过程——也许这正是我们自己的“麦田守望者”。这两年，我在路内的《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中又重逢了那些鲜血淋漓的成长之痛，它们本有机会成为中国的《麦田守望者》。

　　那仿佛是一种被抽离、压缩的滋味——正在品尝的时候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地绽放过了，但在若干年后来到城市再回头去看，才猛然发现它在绽放的同时也黯然失色地枯萎。霍尔顿对世界的一切牢骚超越了他所属的阶层和时代，而且在现代化进程冰火两重天的中国，它焕发了愤怒的意义。

　　前几年我读到了《九故事》，它显然是塞林格更出色的作品。

　　但凡是个作家，就可以在自己的小说里借隐居度过残生，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以贯之的那才是真本事，塞林格就做到了。1965年以后他几乎完全停止了创作，在偏远的树林旁的大宅子里过起隐居生活，此后还因为隐私遭到侵犯而几度和别人打官司，其中甚至包括了自己的女儿(未经允许出版了塞林格的传记)。

　　从年代上划分，塞林格比凯鲁亚克要早，他在“垮掉的一代”之前。从年龄上看，霍尔顿也更年轻，是个少年，而凯鲁亚克笔下那些狂欢作乱的垮掉派都是青年。我在成长的路上，正好是读完了《麦田守望者》又读到了《在路上》，对虚伪世故的藐视化作了一腔倒塌的信仰，这种造次除了用大麻来形容没有更恰当的词。

　　塞林格说，在隐居的日子里，他只为取悦自己而写作。我根本没法想象他的隐士岁月，就像我根本做不到像他那样，能够有能力、有决心彻底地避开这个世界，“活在这个世界中，但不属于这个世界”。也许他的余生，都在一遍又一遍地温习霍尔顿在两天的流浪中所经历的迷惘和愤怒，而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则在拿自己的青春验证塞林格那些要命的箴言。 （萤火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