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观察德法书业，比英美书业图书品种更多，版本更加丰富，人们在任何一个实体零售书店买到新书的价格都一样。德国文化部长2002年说服欧盟竞争委员会委员卡尔·冯·米尔特同意德国为图书定价立法的理由值得我们深思：图书定价制可以阻止图书的商品化，维护文化的特殊性，同时维护出版社和零售商的多样性。为什么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来自法国和德国？在这些国家，出版保持了文学的多样性，而不是把作家当作一个赚钱的机器，也许是最好的例证。

　　从历史上来讲，中国是定价销售制的体系，直到现在，中国书业的基础还是定价制，因为书业是上游出版社定价。但是，中国跟定价制国家的区别是，很多企业把价格战作为惟一的竞争方式，而这样的方式已经到了比较恶性的地步。

　　“第一，大资本很容易吃掉小资本企业，第二，通过价格战，零售企业获得了定价权，剥夺了上游出版商的权利。但是，比如，当当和卓越卖的货，他们其实没有买下来，因为中国书业是寄售的模式，相当于我拿了别人的钱，来打我的价格战。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剥夺了上游的定价权。但是，它打仗的弹药又是来自出版商的，价格越低，规模越大，越会压迫出版商去降低价格，上游就没有利润了。第三，这种情况下，同一出版商给不同的渠道不同的价格，对客户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当价格超过一个合理的波动的时候，任何的服务都弥补不了。”同时，薛野的观察是，价格战在出版业有特殊性，价格战不能扩大阅读人口。比如，当当和卓越这些年的销售量是上升的，比如10亿或20亿，但是根据国民阅读调查报告，中国的阅读人口并没有上升，阅读率也没有上升，出版销售的平均册数也没有上升。“也就是说，书业在打价格战，但出版业的增长速度是低于GDP增长的，整个产业是萎缩的。”

　　德国、日本，都是国家给书业价格立法，但是目前的中国书业，几方面都很弱。从市场自治来说，纯粹靠市场理性博弈，很难；行业协会从市场自治的角度推出一个《规则》，又遭致口诛笔伐；行政手段推动，是中国最强的一种力量，但关于书价问题，行政似乎并不关心。

　　据陈定方透露，“发改委说交易规则违反反垄断法，让协会去说明情况。而且还要调查，口气很硬。其原因是说我们国家没有德法日那样的明文规定，就是无法可依。”她呼吁，赶快立法，才是正道。

　　事实上，中国书业的定价销售制也是名存实亡。实体店坚持了多年定价销售制，在网店的集中破坏下，瞬间崩溃。

　　所以，“中国书业既不是自由价格体系，也不是定价销售制。从历史上来讲，我们是定价销售制的体系，但是，定价制的规则被打破了。”薛野说。即使是英美模式的自由销售体系，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恶性竞争。“英美模式有健全的法律体系，防止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的形成，同时有文化产业的公共政策抑制不健康的因素。”比如，亚马逊也不随意打折；美国上游出版商给亚马逊折扣不公平的话，中小书店还会联合起诉它。

　　所以，两种模式之间，“我倾向于我们走德国、日本的模式。中国市场自治和法制力量太弱”。

　　读者红利只有价格吗？

　　事实上，消费者永远只喜欢最低最低的价格，书店倒闭、出版业倾覆，与消费者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一旦价格体系使行业难以生存的时候，出现在市场的产品一定是低劣的产品。作者、创作者、销售者的利益，都得到保护的时候，读者的利益才能从根本体现出来。”孙庆国表示。

　　而读者的红利并非只关价格。“本来这个行业有100家书店，最后5家书店通过价格战方式逼退了其他95家，这5家就形成了寡头的市场地位，他们仍然会把价格抬上去，更多竞争才能使读者得到更好的价格。第二，价格战打得越凶，书店就越会亏损，只有向上游压更低的价格，上游出版社面临压价压力，只有把书价进一步提高；第三，一部分读者除了看重书的价格，还希望得到更好的服务，希望书店很漂亮，书店有立场和主张，而所有的人文的服务和创新都是需要成本的，书店如果没有利润就提供不了好的服务，价格战条件下，他们只有通过削减服务来弥补损失。而很多特色服务是由小企业来提供的，这些小企业打不起价格战，如果他们倒闭，对读者是一种损失。”事实上，如果你的社区旁边有一家好的书店，它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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