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北京没有万圣，上海没有季风，广东没有学而优，这个城市会失去很多东西。”薛野说。

　　同样，行业萎缩，也意味着上游出版业无法用更多的时间、更高的成本为读者提供高文化含量的图书产品。“图书品质降低；越来越多的书店选择退出，现在已经是一个现实；新华书店改制后，也可能会选择退出，传统的售书面积会越来越削减，用来卖百货、家电、办超市，出租，导致图书作为文化窗口的服务功能越来越小，书店作为文化窗口给整座城市带来的文化风景的面貌、价值的坚守都不复存在。”郑重感慨。

　　书价到底贵不贵？

　　这一次舆论的质疑中，公众的愤怒还在于，书价那么高，为什么不能打折？

　　事实上，那种所谓的“一折书”“天价书”不过是这个行业中的极个别现象，一般也不可能广泛进入书店的销售体系，更多的，是你身边20元、30元的一本图书。而公众所质疑的“垄断行业肯定有垄断利润”，也不适用于出版行业，出版有资格准入，但并没有价格的垄断。

　　“我们国家过去所有的政策都是要求图书以低定价的形式出现的，但是读者并不领情。”孙庆国说。

　　单纯从书价对比，中国内地书业价格应该是台湾书价的三点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美国书价的六到八分之一。当然，这样的对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涉及到人民币币值和购买力评价的问题。

　　作为出版者，郑重的感受是，虽然中国出版业的各种成本都是和国际上一样的，比如，纸张价格一样，印刷也和国际上差不多，因为很多印刷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但是定价是完全不一样的，直接成本在整个图书定价中的比例，国内的大多了，中国的图书定价还是按照印张来的，还是一种卖纸的概念，文化的附加值完全没有显现。

　　“大众出版领域，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亏损的，这是上游；对于下游来说，当然教材招投标之后，利润也在不断萎缩，但是，剥离教材业务之后，如果把书店的黄金卖场按照市场地租来评估的话，都是亏损的。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书价太低，养不活大众零售市场，也抵消不了出版社20%以上的退货率。”郑重告诉读书报，十本书卖了八本，最后还退回来两本，十个多点的毛利润都被这两本退货吃光了，更何况还有一年多的账期，百分之多少的呆滞款，大众出版领域都已经无法建立自己的盈利模式了。而且，图书出版作为一种个性化的商品，它的高库存和高退货率是全世界的通病，出版行业的特性决定它一定是海量品种，而且每个品种面对的都是个性化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是散布在全国的角角落落的。所以，高退货率是必然。

　　现在，中国的GDP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而书价最多一两个点。书价的增长远远落后于整个社会其他产品的价格，“我们的价格已经养不活出版社自身了，也养不活地面店了”。郑重呼吁，希望全中国的出版人从现在开始，审视图书的产品价格，而不是打不打折的问题。

　　“限折令”涉嫌垄断吗？

　　河北、北京的律师已经联合消协，一纸诉状告至发改委，指称，根据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对经营者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者，违反《反垄断法》，则出台“限折令”的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等三大出版行业协会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而发改委已经介入调查。就此，行业人士啼笑皆非。

　　“定价制跟垄断无关。定价制的基础还是企业去制定自己的销售价格，而且，更多把权力交给上游出版社去制定价格，同时约束打折的规矩，本质上没有干预企业制定价格的权力，没有违反市场经济。”薛野表示，最容易形成垄断的有以下两种模式，第一，是政策垄断，第二，技术创新型的垄断，比如微软。而图书定价制与这两种无关，在定价制情况下，相对还保护了中小资本，防止大资本以价格作为武器，形成更大的市场份额，所以，还是反垄断的，而且有助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

　　“德国和日本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他们还约束图书的打折行为呢？而且这两个国家都是公认的阅读强国。”

　　可见，在一场“限折令”风波中，无论是公众，还是媒体，或是上述的律师和消协，在对出版产业的特殊性没有进一步的认识前，就轻易地凭主观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公众舆论并不知道产业特殊性，也不知道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中国公众只是知道市场经济就是企业定价，然后打折，打折就是市场经济的标志，他们不知道市场经济里边还要一些悖论式的东西，市场经济与法制有关，与规则有关。“无论如何，出版行业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