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文件。而且立即被发现了——周围的学生全都惊愕地转过头来看我。我也才知道,这些“雕像”原来会转动。
杜维明在这么个大厅里上大课,也总要留出一些互动的时间,让学生提问。他在台上一说大家可以提问了,台下那几百人的群雕,好像经仙人指点,全都活了过来。
很多学生举起手来。我前边一金发女生,一举手,她披的外衣滑落下来,瘦削的身材穿着一件黑色背心。她高高举起裸露的洁白的手臂,好像要把手伸进东方文化的神秘的云雾里。
杜维明的助教拿来麦克风,走到一个个举手的学生前,让他们对着麦克风讲话。感觉里那助教拿的是接力棒,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要有很多的接力棒。
这堂课结束时,全场掌声哗哗,好像中国鞭炮,在西方世界震响。忽然想到,这一堂课,是由台上台下共同完成的。因为有了杜维明,才会吸引来几百名哈佛学生。也因为在新英格兰,在康桥,在哈佛,在这样的哈佛学生中,才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杜维明。
杜维明的演讲从来没有讲稿。有一次他在教堂演讲儒学和基督教的对话问题。台下一位牧师问身边的人:这位杜先生的灵修问题有没有解决?就是说,杜维明有没有加入教会?旁人说没有。牧师说,杜先生要是给我们布道,效果一定好极了。
英文世界里,传道士意味着代表上帝布道,意味着使命感。很多西方学者称赞杜维明像传道士,杜维明就不愿接受了。因为,中文世界里讲及这个词,似乎并不必然和学问联系在一起。
杜维明在大讲堂里开的必修课,常常有些女学生去占前排的座位,超越儒家伦理地观察讲台上这位儒学权威的形貌衣着。她们会说出杜维明有怎样的两件西装,怎样的三条领带,在什么场合系哪一条领带。她们很惋惜地觉得老师太不顾及自己了。老师的裤子上有一个小洞。当然,这个洞只有这些非儒家的女学生能看到。杜维明自己是不知道的。不过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教授在北京也不无心疼地讲及杜维明裤子上的这个洞。
那么,我想,这个洞就是著名一洞了。
世人看来最风光的人,往往都过不上普通人的生活。一次杜维明先生主持召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资金一时没到。杜维明和他的助手只好拿出自己的信用卡先支付会议的费用。助手用自己的卡取出3万美元。再用杜维明给她的卡取,不,取不出来了,卡上没钱了。
杜先生,你的卡上没钱了。杜维明说,是吗?
我想,杜维明的生活中,一定有不少的“洞”。他五年没在家过圣诞节了。因为圣诞的长假,是他最可以飞行演讲的时间。唯去年圣诞他在哈佛——病了。要不,圣诞他又要一路演讲过去——台湾、香港、新加坡、北京。
很多科学界的会议也请他去演讲。譬如生态会议,杜维明就从儒学的角度来回应关于整个世界的思考。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成为现代人不能忽视的有用资源。
在哈佛,在英语世界,杜维明首创用汉语作为讨论的语言——哈佛儒学研讨会。我想,这决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人类——在21世纪的世界,中国文化对人类可能有的贡献。
想到他前些年提出的“工业东亚”的话题,觉得杜维明的儒学研究,总是和社会变迁,世界进步有关。中国文化和现代性碰撞激发的活力,使他把儒学从书斋引到现实世界中来。杜维明始终注意传统资源和现代化的相关性,这一点使他的儒学研究总是具有开辟创新的能力,而他对中国文化精神血脉的坚守与弘扬,又恰恰使他多了几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来,这种士大夫精神失传,学子回到书斋里。再后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杜维明要来大陆从事儒学活动了。那时大陆刚刚开放,一些大学对他要讲儒学还不大敢应承。以杜维明的聪颖,怕不会没有察觉。这边还有人说他是不是吃洋面包吃得不耐烦了?
杜维明说:有些事情,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有些事情你不做没有人做。做了也不见得有效果,不见得被人称道。但是你做和不做,就不一样。
如今儒学和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的对话越来越活跃了。我想,如果有好事者把杜维明乘坐的飞机的航线,一道道记录下来,像做心电图似地记录下来,那么大体可以看出儒学在今日世界上传布发展的轨迹。
事业的成功为世人瞩目,事业的代价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过。他这样的飞行客,机票大体自理,文章却很少有时间“自理”了,文债累累。以前,人家逼“债”,他还可以推说明天就寄出。于是当夜赶稿。如今对方总是要他E-mail过去。糟了!
实在是,牺牲的时间是追不回来的。
他的博士生偶尔对他抱怨,说她忙得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给丈夫了。他说:我这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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