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断断续续地听说吴晓波在写吴敬琏传，我由衷地高兴。人物传记可以有多种版本，每个版本都可以从新的角度，依据新的史料对传主进行挖掘，为历史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但是当我仔细翻阅这本《吴敬琏传》后，我震惊了，并引发很多联想。

　　传记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的原则当然也是写传记的原则。传记的对象可以是大人物，也可以是小人物；可以在历史上起大作用，也可以起小作用；可以有正面的历史地位，也可以有负面的历史地位。但是，无论是数百页的传记，还是言简意赅的墓志铭，都要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经得起推敲。

　　2002年1月，在中国首次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中，吴敬琏一本是我所写。从1998年做吴敬琏的研究助手起，我们就开始了回忆录的口述整理，那是一个没有时间表的工作。之后，吴敬琏评传的写作任务意外地落在了我的身上。虽然那时的我在学识上、思想上都相当幼稚，但是，毕竟懂得要遵循做传写史的原则。

　　第一个问题：写一本传记至少要花多少时间？吴晓波是高产作家。仅最近三年就出版了《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等几本书。在《吴敬琏传》的缘起部分，他写出来他所用的时间：2009年8-9月间，对吴敬琏做过6次采访，每次3个多小时。在他采访之后短短3个月时间，传记不仅写出来了，而且出版了。而从媒体上看到，3个月间，吴晓波并非专事写作，还有其他事务。我以为，写一位有80年人生的经济学家传记，在十分熟悉他的著作思想、生活为人，在与传主有深交的前提下，专心致志写所花时间也起码要以年计。

　　第二个问题，与传主有关的人大都健在，岂能不做采访？在后记中，吴晓波感谢了一些与他本人相关的人，包括几位助理；提及：“在书中我参考了《吴敬琏》和《我和爸爸吴敬琏》两书中的部分内容，感谢柳红和吴晓莲。”除了对吴敬琏做过20多个小时的采访外，未见提及对任何一位吴敬琏的故旧、家人、同学，经济所或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同事、博士研究生、课题组成员等等做过采访。

　　第三个问题，如何求证？从2008年12月到2009年12月，我在《经济观察报》上写专栏《那些人与事》，写的是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故事。这个过程让我深刻体会到小心求证的重要。人有选择性记忆，有记忆失误，有遗忘。有时为一个情节，几个受访者有几种说法，且每一位都言之凿凿。怎么判别？由此，我对唐德刚先生所说 “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体会甚深。而在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中，似乎看不到他求证的心血和痕迹。

　　第四个问题，如何研究传主思想及来源，给予恰当的历史地位？做传主思想研究时，还要对大历史背景，同代人以及前辈的思想做研究。我的体会是，第一手和第二、三手资料的质感完全不同。为此，我曾充分利用北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甚至四川的大学图书馆资料。这是一个走进的过程，找感觉的过程。曾经，我对笔下有的经济学家有成见，而当我走近他们，却有了全然不同的发现和了解，方知自己的浅薄。写史者，必须有开放的思维，不以一己之见，近此远彼。

　　传记无非两类，一类自传；另一类由他人写传。在他人写的传中，又分：一、传主作古，后人依赖史料来写；二、传主在世，却完全不知情地被写；三、写手和传主合作，一起推动。我不由得想到这样的问题：这样快速地推出传记，无论是从市场呼唤的角度，还是从心灵呼唤的角度，都给人以粗糙、仓促的感觉，继续和强化了“快餐”传记。

　　如果讲市场呼唤，中国真的需要好的传记。现在的传记市场，范围不可谓不广，古今中外的主要人物传记都可找到，但是，重复的多，综合他人的多，浅尝辄止的多，真正用新的历史视角、基于更深挖掘的资料、包含深入分析的传记并不多见。

　　这里我想记下我参与《纽约时报》写吴敬琏人物小传的过程。那是2009年1月我在维也纳，接到《纽约时报》记者邀请做电话访问。显然，他们准备得很细致，我有问必答。没想到当我回北京后，访问又进行了3次，有面对面的，有通过长途电话的。其间，他们告诉我采访了吴敬琏数次，以及不少中国经济学家，听到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为此，他们反复求证，得出自己的判断。直到2009年9月，我接到电话，还是他们，继续在问“为什么”。我惊叹，怎么快一年了，文章还没写出来。一份报纸的人物写作，竟然较真细致到如此地步，真让我见识了严谨的作风。

　　如果讲心灵呼唤，不论是传主还是写手，都应该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和道德感，因为传主已经是一个历史和时代的符号；这本传记本身已经超越个人，应该是作者与传主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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